[摘要]新四军是在日、伪、顽三股反动势力夹击的险恶环境中生存、发展和壮大的。八年全面抗战期间，新四军和敌人进行了空前英勇、可歌可泣的胜利战争，成为华中抗战的主力军和中流砥柱，不仅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作战行动，而且为赢得全国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本文从新四军组建的时代背景入手，分五个方面对新四军坚持华中抗日的特点与作用进行研究与探讨，对新四军这段英勇斗争的光辉历史作一回顾，以此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斗争精神。

　　新四军是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简称。新四军与八路军，都为抵抗日本侵略而战斗，任务相同、目标一致。所不同的是，八路军是红军长征到陕北后的主力红军改编、在华北敌后进行抗战；而新四军是由坚持在南方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在华中开展敌后抗战。新四军组建略晚，挺进敌后的时间也略晚。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改变了策略，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同时，把军事矛头指向敌后的八路军和组建不久的新四军，国民党则从抗战初期的积极抗战转变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蒋介石在1938年11月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宣称，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撤军、岳阳沦陷为第一期，今后是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并提出一个“整军建军计划”，“将全国现有部队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作战；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等到第一批整训完成，仍调回前方作战，或担任游击；乃换调第二批到后方，继续整理。第二批整训完毕，再依次抽调其余未经整训的部队。每期整训期间，暂定为四个月；一年之内，即须将全国军队一律整训完成”。[1]这三个“三分之一”，实际上隐藏着日益“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主张。由于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投降日本，大批“国军”变为伪军后，新四军在华中战场上面对的不单是日军，同时有伪军，还有坚持反共立场的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军就是这样，在日、伪、顽三股反动势力的夹击中生存、发展和壮大的。

　　（一）组建新四军的国共谈判集中反映了国民党抗战与反共的两面性，从而决定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是在其“不抵抗”政策遭到包括国民党内部民主势力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反对下，特别是西安事变之后，才被迫抗战的。但“蒋介石的反共思想是不变的”[2]，他仍无视国共谈判，直到七七事变发生、全面抗战开始的1937年8月初，才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派出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参加国防军事会议。8月11日，朱德在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会议上，就中国抗战的正面防御和运动战、游击战结合的基本作战方式作了发言，并预言日军可能再走“九一八”老路，在上海方向肇事侵略。不出所料，两天后，八一三事件发生，国民党军仓促发起淞沪会战。迫于战争压力，国共双方于8月22日就红军改编达成协议。中共于25日宣布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并率军东渡黄河、赴山西前线抗战。但国民党当局直到9月22日，才由通讯社发表中共的合作宣言，蒋介石于23日公开发表接纳共产党“共同奋斗”的谈话。实际上也只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共产党并没有获得与国民党平等的权利。

　　而新四军改编的谈判，比八路军的改编谈判更为复杂。红军主力长征后不久，坚持游击战争的南方红军就同中央失去了联系。1937年2月国共谈判开始后，中共中央把陕甘宁边区和南方游击区、红军主力和南方游击队作为整体来考虑跟国民党进行谈判，而国民党却在跟共产党谈判红军主力改编的同时，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千方百计要消灭南方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3]

　　“清剿”失败后，国民党被迫承认红军游击队的存在，转而开始各地的地方谈判。在谈判中又企图借抗日之名，乘改编之机，以谈判作掩护，用各种办法消灭红军。“从8月至12月，国共双方就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建制、编制、干部、武装等具体问题，先后在南京、南昌、武汉进行多次商谈。”[4]

　　谈判是一个曲折、复杂、尖锐的过程。中共除了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坚持原则决不退让外，只要有利于合作抗战的，都有条件地作出让步，如在公布国共合作的方式上，虽然没有平等地位，中共也接受了。在新四军的编制中，蒋介石起先图谋改造其成为国民党直接领导指挥的一个军，并由国民党将领陈诚或张发奎任军长，中共断然拒绝。后来，经冯玉祥、李济琛等策划，推荐叶挺为军长，这成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但叶挺毕竟已脱离中共十年之久，在他应召赴延安向中央表示“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之后，才获准出任军长。同时，中共明确提出国民党不得干涉一切人事，不准国民党插入一人，坚持了中共对新四军的领导权和敌后游击战争的独立性。经过近三个月的反复协商，中共在部队编制、行政领导、薪响等问题上作出让步，同意新四军不隶属于八路军，由所在战区直辖，军以下不设师、旅、纵队，在南方设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等。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召集已经到达武汉的新四军干部开会，在会上分析了上海、南京失陷的原因和当前的抗战形势，指出新四军的战斗任务，介绍了新四军筹建的情况，号召大家团结奋斗抗战到底。这次会议也就是新四军正式成立大会。[5]新四军军部建立后，1938年1月由汉口迁至南昌。各部迅速完成集中整训，随即进入长江南北敌后地区开展游击战争。[6]1938年1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正式核定新四军编制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支队，并确定了各支队司令员。1月16日，新四军军部上报全军4个支队8个团队，两个直属大队的编制序列。共计1.03万人，采取边集中、边整训的办法，于1938年4月基本完成改编任务。[7]

　　但是，这次合作抗日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进行的北伐战争不同，这是一次没有固定组织形式和统一纲领的合作。虽然中共公开宣布放弃用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等“四项保证”和对国民党提出开放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但国民党顽固派并无诚意与中共合作，这就决定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斗争是艰难复杂的，道路是曲折坎坷的。

　　（二）新四军开创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有效地钳制了日军兵力，支援配合了正面战场，并日益发展壮大成为华中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

　　当时的华中，指武汉以东，长江南北两侧，北至陇海路，南至浙赣线，东至东海、黄海之滨的广阔地区，华中正是中国的心脏所在。新四军集结开赴前线时，正是南京失守、日军在津溥线上南北同时开进、发动徐州攻势之际。新四军江南部队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调集三个支队的侦察兵和抽调部分干部组成先遣队，由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领，于1938年4月下旬深入苏南敌后，实施战略侦察。毛泽东获悉后，于5月4日发出关于开展华中游击战的指示，要求新四军在侦察队出动之后，主力即可跟进，在皖南、苏南地区的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等五地之间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尔后分兵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带和北渡长江，开辟江北。

　　新四军各支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积极行动。当时活动在皖中巢湖东南的四支队九团二营，在蒋家河口设伏，歼灭了小股抢运粮食的日军20多人，赢得了首战胜利。接着，江南一支队在司令员陈毅的领导下挺进苏南敌后中，于6月17日在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了日军车队，击毁敌汽车4辆，毙敌13人，伤8人；二支队在司令员张鼎丞的领导下，开进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活动；三支队在皖南配合国民党军进行繁昌保卫战，国民党繁昌县长说：“在沦陷一半的繁昌主政，主要靠新四军的支持和帮助。”

　　1939年，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江南指挥部相继成立，部队获得进一步扩展：五支队、六支队，江北游击纵队、新四军游击支队、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豫鄂挺进纵队、江南抗日义勇军等新的武装陆续组成并发展。同时出现了新编五支队三打来安城、游击支队窦楼歼敌、豫鄂游击独立大队鏖战余家店，更有“江抗”东进苏、常、太，激战黄土岭，夜袭浒墅关，火烧上海虹桥机场等光辉业绩，鼓舞了敌后军民对抗战胜利的信心，根据地不断发展扩大。

　　新四军以不到全国军队总数的4%人数，抗击侵华日军总数的20%、伪军总数的31%。据资料显示：新四军八年全面抗战，“先后对日伪军作战2.46万余次，击毙日伪军29.37万余名，俘虏日伪军12.42万余名，另有5.4万余日伪军官兵投诚、反正；还出于自卫，进行反顽作战3200余次，毙伤俘顽军官兵14.3万余名，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新四军组建时才1万余人，抗战期间付出了8.2万官兵的伤亡，到抗战胜利时主力部队发展到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成为华中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8]。

　　（三）新四军结合华中自然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充实丰富了党的统战理论内容

　　统一战线是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提出的三大法宝之一，同样也是新四军在敌、伪、顽夹缝中得以生存发展壮大的生命线。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对南京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接着，汪精卫出走降日，蒋介石制订了“限共、防共、溶共”的反共政策，进而在湖南平江、河南确山等地制造了一系列惨案，然后升级为1939年到1943年的三次反共高潮，甚至不顾民族大义，与汪伪勾结，祭起“曲线救国”的灵堂，与日、伪、顽同流合污、相互勾结，欲置中共于死地。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逆转，共产党被逼进入1941—1942年的困难时期，抗日根据地缩小，新四军与八路军被迫裁员，抗战的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党中央和毛泽东从中国抗日战争中所形成的特殊阶级关系出发，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的原则政策与具体的策略方针，特别是对皖南事变的正确处理，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日趋完善成熟。新四军创造性地实施了党中央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在皖南事变前的“佳电”[9]和对皖南事变处理的整个过程就是其典型体现。陈毅作为新四军军委唯一的副书记和后来的军长，是创造性地贯彻执行统战政策的模范。如1938年进军苏南中，陈毅争取了纪振纲、樊玉林等头面人物和实力派，为开创茅山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39年到1940年间，为开辟苏北、发展华中，不顾个人安危，三进泰州城，争取了“两李”（李明扬、李长江）与中间势力陈泰运的中立，实现了“击敌、联李、孤韩”的计划，取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皖南事变前，国民党的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在苏北反共失败后，加紧了压迫新四军北移的步伐，“于1940年7月16日炮制出《中央提示案》，规定已有50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缩编为8个师10万人，全部开到鲁北、晋北和河北省一带狭窄地区，然后封锁黄河、企图同日军夹击予以消灭。中共中央对这一无理要求当即予以拒绝”[10]。蒋介石于是在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日战争中破坏国共合作制造的最大惨案，使新四军遭受到历史上最惨重的损失。中共虽然失去了9000余人的兵员，却获得了人心，中外人士纷纷表示同情与支持中共的正义立场。蒋介石如意算盘落空，陷入了空前孤立和狼狈的境地，不得不暂时收起反共活动，被迫于3月8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演说中一再声明和保证：“以后亦绝无剿共的军事。”[11]新四军从开始只准编4个支队，到皖南事变后摆脱了国民党的控制，一下扩编为7个师，并在华中抗战中越抗越大，越抗越强，终于成为华中抗日主力军。皖南事变后顽固派反共之心不死，1943年春，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企图东西夹击洪泽湖西的新四军四师，新四军发起山子头反击战，生俘了韩德勤，陈毅智慧地采取了“捉放韩德勤”策略，韩德勤向陈毅保证不再反共，此后苏北顽军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华中敌后斗争形势改善。

　　新四军的其他领导人也都是统战工作的能手。彭雪枫开辟豫皖苏根据地，成功争取了鲁雨亭、宋克实、魏风楼等诸多地方实力派、著名爱国人士、开明士绅和社会名流，中央转发了其统战经验。李先念利用西北军、川军与中央军的矛盾，取得了反顽斗争的胜利。张爱萍、江上青在皖东北的“援盛（子瑾）打马（馨亭）”中争取了盛子瑾的合作，打开了抗战新局面……如此等等，都为统战工作作出了贡献。

　　（四）新四军在华中战场上实现了从红军时期的山地游击战向平原和水网地带抗日游击战的转变，从分散游击战到一定规模的兵团式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两个转变，丰富了人民战争的理论内容

　　孔子说：“地形者，兵之助也。”“知天知地，胜乃不穷。”足见适应环境对战争的重要作用。红军游击队在改编前，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被迫进入深山老林，练就了打山地游击战的身手。改编后，新四军部队进入长江南北两侧，既有丘陵山坡，也有江河湖海，练就了平原水网地带作战的技能，以适应华中敌后环境的战略战术。

　　新四军组建之初，国民党规定新四军只能在皖南、苏南、淮南等地活动，不能跨界越境，也不能成立地方政权，更不能发动群众武装，这实际上是套在新四军头上的“紧箍咒”，置新四军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富有革命精神的新四军当然不能坐以待毙。周恩来亲临皖南视察，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新四军突破顽固派的限制，将部队开赴大中城市周围，在水陆交通干线两侧和塘渚湿地的广大农村组织群众，不断发展壮大自身力量。事实上，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第一仗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进行的，四支队在蒋家河口的伏击战，一支队在韦岗的伏击战，都具有水陆交通线上的游击战特点。《沙家浜》这个剧本就凸显了新四军在芦苇荡里的斗争生活。新四军不忘作战环境，改进战略战术，如淮南罗炳辉曾创造了平原上以伏击与运动游击为特点的“梅花桩战术”，这一战术在实践中收到良好效果，并得到广泛推介和运用。这说明新四军是一支颇具创新精神和适应能力的人民军队，无愧于铁军的称号。

　　从华中根据地东临东海、黄海这一特点出发，早在1940年，新四军就在苏中军区创建了一支以陶勇为司令员的“土海军”。这支“土海军”从海防大队发展为海防团，又从1个海防团发展到3个团的海防纵队。同时，在沿海港口滨海地区开辟水上交通线，负责敌占区解放区间的联络，护送干部、保护并组织渔民下海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在巩固苏中海防方面起了重大作用，被称为“斩不断的海上生命线，摧不垮的海上根据地”。

　　这支“土海军”还对浦东游击队南渡杭州湾至浙东开创敌后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资料记载，新四军浙东游击队曾有过一支由200多人组成、编为3个中队的海防大队。海防大队就是按照苏中军区海防纵队的经验组建起来的，主要任务是连接浙东与浦东之间的海上交通，以取得与军部的联系，同时保障舟山群岛抗战团体与浙东四明山根据地的联系，以巩固扩大海岛的对敌斗争，并帮助渔民在海上安全生产。“1944年8月19日，海防大队一中队68名指战员，奉命渡海深入舟山敌后活动，25日，在岱山以西大鱼山岛，遭到日军200余人、伪军300余人和两架飞机、2艘登陆艇、6艘汽艇的陆海空联合进攻，经7个小时的浴血奋战毙伤日伪军70余人，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42人壮烈牺牲，其他突围或被俘。”[12]这次战斗被誉为“海上狼牙山之战”。1945年春，粟裕领导苏浙军区部队对顽军“围剿”的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等，都是运动战与歼灭战相结合的范例，为最后战略大反攻作了准备。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同时更是革命的熔炉。这里诞生过刘少奇、李先念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更走出一大批能治党、治军、治国的省部级优秀领导干部。中国现代史上33位军事家，其中叶挺、陈毅、粟裕、黄克诚、彭雪枫等都曾纵横驰骋于华中抗日战场。华中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达地区，新四军本着尊重知识和人才的原则，吸收过大量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知识分子阵容，并在各条战线上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也为新中国的成立与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五）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为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反攻准备了战场，是南征北战、迎接配合盟军登陆作战、实现“破敌、收京、入沪”计划的基地

　　1943年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开始好转，欧洲苏德战场上，苏军已转入反攻，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太平洋战场上美军进入逐步进攻，日本处于被动地位。日本为了挽救其颓败局势，从1944年开始集中40万兵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为目标的豫湘桂战役。而在此次日军进攻的八个月中，国民政府丢失了包括洛阳、长沙、桂林、福州等省会在内的146个中小城市与大片国土，是抗战以来又一次“大溃退”。直到日军投降前一个月的1945年7月15日到8月15日间，国统区仍在日军进攻下丢失18座县城，而新四军和八路军却在沧陷区收复16座县城。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面对时局变化，及时提出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方针，并作为1945年的工作任务发出指示。这是战略反攻的一个重要步骤。与此同时，在国民党军豫湘桂战役败退后，党中央作出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一是抽调八路军359旅一部于1944年11月从延安出发南下，抵达新四军五师驻地时，又增加五师的一部分，组成以王震、王首道为军政领导的“南下支队”，挺进华南，准备同广东东江纵队会合，开辟以五岭为中心的粤湘桂抗日根据地，构建鄂、赣、湘、粤间的交通，拓展华南抗日区域；二是抽调苏中新四军一部渡江南下苏浙皖边的浙西长兴县，成立以粟裕为领导的苏浙军区，旨在经营京（南京）、沪、杭地区，发展东南沿海，沟通闽、浙、赣，最后实施“破敌、收京、入沪”的计划。显然，这是中央赋予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南下支队”的重要战略任务。

　　华中，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说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那么华中就是东方主战场上“据局部而扼全局”的集散地。特别是后期与华北根据地连成一片之后，即成为中国战场实施战略反攻的基地，既可北上东北，连接苏联盟友，又可南下发展华南、东南，扩展敌后根据地，还可以沿海迎接与配合美国盟军登陆作战，直到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然而，战略行动因苏联出兵东北、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并迫使日本提前投降，而未能实现。尽管中共对收京、入沪已作了具体计划，甚至上海、南京的市长和苏浙等省的省长也已公布，但在国共重庆谈判中，为了从战后和平建国的大局出发，不仅将原计划收回，还主动作出将南方8块抗日根据地让出交给国民党政府、新四军全部北撤的决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内战，为了和平建设，在抗战胜利前后作出的一次重大战略转变。南下战略虽然没能实现，但在向北发展中却收获了东北，同时也显现出中共领袖人物的宏大战略思想。

　　研究历史主要是教育后人，服务现实。新四军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历史波澜壮阔、独具特色，是党史、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很强的资政育人作用，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寻找初心使命、提高责任担当的生动教材。

　　参考文献

　　[1]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四)[J].抗战史研究，2012，1：119.

　　[2]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96.

　　[3]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63.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21—1949）：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466.

　　[5]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76.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21—1949）：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63.

　　[7]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79.

　　[8]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2.

　　[9]《皖南事变》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6.

　　[10]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275.

　　[11]《皖南事变》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G].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379.

　　[12]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498.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足迹》杂志主编、一级调研员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1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