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相持阶段的国共关系

——以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为中心的考察

王鑫宏

　　[摘要]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它是在毛泽东亲自部署下设立的，反映出中共对抗战整体局势的判断及对河南和洛阳战略地位的重视，成为沟通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与国民党第一战区的重要桥梁。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在国共合作中具有统战和交涉两大基本职能。统战工作的重点是维护中共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及其下辖部队的统战关系，交涉工作的重点是与国民党政府军事当局就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待遇、双方军队配合作战、摩擦和冲突的解决等问题进行交涉。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国民党逐渐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此背景下，国共关系日益恶化。政治上比较进步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被蒋介石调离后，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被撤销。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作为中共设立的与国民党进行联络的一个重要枢纽，其自身的演变历史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抗战战略相持阶段国共合作关系的复杂面向。

　　[关键词]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国共关系；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统一战线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区域史视角下的洛阳抗战研究（1931—1945）”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7YJA770018）

　　八路军办事处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的公开办事机构，它的建立、发展、缩减和撤销，见证了国共两党从合作走向破裂的演变过程。抗战时期，全国共先后建立19个八路军办事处（有的称为通讯处、交通站）【参见王健：《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办事处”的建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2期。】，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其正式全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但由于“八路军”的称呼已成为习惯，故非正式场合均称为“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以下简称“洛八办”）即是其中之一。由于洛阳特殊的战略位置与政治地位，洛八办在抗战中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且由于它存在的时间在抗战相持阶段，故从其存废的历程可以探知这一时期国共关系的侧影。本文拟利用出版档案、当事人回忆、报刊等资料，从国共关系的视角对洛八办设置的背景及其在抗战相持阶段国共合作中的主要作用等进行阐述，以期为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参照。

　　一、国共合作的产物：洛八办的设置

　　抗战时期，中共在洛阳设置八路军办事处是由抗战的战略布局决定的。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洛阳作为军事重镇和交通要道，其战略地位更加突出，时人称洛阳为“广大北战场上的一个神经总枢，是固守中原的一座坚实堡垒，收复华北、东北失地的前进阵地”【华而实：《战斗中的洛阳》，《国讯》1942年第292期。】。1938年6月1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迁到洛阳办公，此后洛阳逐渐成为国民党在河南乃至华北抗战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同时，洛阳也是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与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取得联络的枢纽。【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6页。】1938年武汉会战开始后，中共认为：“日军占领武汉以后，还会继续向内地实行战略进攻，平汉路、陇海路及郑州、洛阳、西安等地会被敌人占领，河南全部会成为敌占区。”基于以上判断，中共开始集中准备河南的游击战争。【参见《刘少奇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在洛阳设置八路军办事处的最初目的正是为将来的游击战争作准备。据第一任洛八办处长刘向三回忆，1938年中秋节的前一天，毛泽东在与其谈话时指出：“河南民性强悍，民间枪支多，如果日军一旦过河，我们就要发动和武装群众，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在豫西伏牛山、嵩山和桐柏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刘向三《往事的回忆》，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因此，“在洛阳设立一个我党我军的公开机构，为武装斗争的开展做些准备工作，一旦豫西沦陷，即能马上组织起来，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随即，毛泽东向刘向三提出洛八办的主要任务：“一是准备在日军过黄河以后，在河南一带打游击；一是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另外是为地方党开展工作提供方便。”【刘向三：《回忆“洛办”与“渑池兵站”的建立》，中共三门峡市委党史地方史志办公室编《崤函抗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275页。】显然，洛八办的设置是基于中共对全国和河南抗战形势判断的产物。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虽携手抗战，但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始终存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摩擦时有发生。1938年底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加紧制定实施“溶共限共”政策，国共关系出现明显裂痕。在此背景下，在洛阳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并不顺利。刘子久赴洛时，带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签署的申请在洛阳设立办事处的公文，还带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亲笔信。北伐期间，程潜任第六军军长，林伯渠是第六军党代表，他们私交较深。林伯渠信中提及刘向三等人前往洛阳建立办事处，请程潜予以关照。但程潜以八路军在西安、重庆都有办事处以及八路军不归第一战区管辖为由予以拒绝。经刘子久争取，程潜勉强同意在洛设置八路军通讯处。随后，刘子久等人选定贴廓巷56号为“第十八集团军驻洛阳通讯处”办公地点。虽然名义上是通讯处，但关防、印章和对外行文都还用的是办事处名称。【参见刘向三：《回忆“洛办”与“渑池兵站”的建立》，中共三门峡市委党史地方史志办公室编《崤函抗战》，第276—278页。】

　　从通讯处改为办事处则是在卫立煌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之后。1938年12月，程潜调往天水行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由卫立煌接任，这为洛阳通讯处更改为洛阳办事处提供了转机。卫立煌之前在担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期间，曾多次与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接触，这对其改变对共产党的看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卫立煌还向八路军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要了一名战地记者，即秘密共产党员赵荣声，做他的秘书。赵荣声在卫立煌身边，起到了帮助卫立煌政治上进步的作用。【参见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1938年1月，卫立煌要去洛阳参加军事会议，毛泽东建议并邀请他绕道延安，卫立煌接受了邀请。卫立煌一行在延安受到毛泽东的隆重欢迎和热诚接待，还被请到抗大给全校员工和延安各界人士作演讲。这次访问使得中共与卫立煌建立起良好的统战基础。卫立煌离开延安到西安后，即赠送给八路军一批枪弹和手榴弹。1939年1月，卫立煌由山西过黄河去洛阳赴任途中，住在渑池城北一个村庄里，派赵荣声找刘向三了解洛阳的情况。在谈话过程中，刘向三提出将洛阳通讯处改成办事处的意见，得到了卫立煌的同意。

　　洛八办正式建立后，设处长一人，下设秘书科、机要科、电台、交通科、警卫排、发行科、总务科、招待所等机构，工作人员最多时达130余人。处长先后由刘向三（1938.10—1939.4）、刘子久（1939.4—1939.10）、袁晓轩（1940.5—1942.1）担任。当时，各八路军办事处虽然冠以“八路军”的头衔，但实质上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在国统区、沦陷区以及敌后进行军事联络和开展统战工作等的公开合法机构。它所传达、贯彻、释放的基本上都是来自中共领导层的意图，很多不便由中共党内高层出面与国民党方面接触、联络、商讨的事宜，也由它出面代为处理。【参见王健：《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办事处”的建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2期。】由于洛八办设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而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第一战区所辖的作战地区，主要是河南省全部和山西一部，北至冀察，东到山东海边和江苏、安徽的北部，西至潼关，跨及六省，是当时各战区当中最大的战区。【参见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卫立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页。】八路军主要活动区域与第一战区管辖区域有较大重合。因此，洛八办作为沟通中共中央及八路军总部与国民党第一战区的重要桥梁，在国共合作中扮演着颇为重要的角色。

　　二、统战与交涉：洛八办在国共合作中的两大职能

　　中共中央在洛阳设立办事处，其初衷是为在河南开展游击战争作好准备，但花园口事件后，日军一时无力进攻豫西，洛八办的工作重心便发生了较大变化。1939年3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向刘向三部署了洛八办的主要工作，包括：“（1）敌人没有来以前做武装准备工作，以备敌人来了打游击；（2）参加省委帮助地方党；（3）保持中原雪枫、前总及中央的交通路线，并设法建立之；（4）收集洛阳的政治情报；（5）加强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410页。】关于洛八办的主要工作及其具体开展情况，已有成果加以阐述【参见牛建立：《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述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本文不再赘述，仅就其在国共合作中的两大职能，即统战与交涉功能进行论述。

　　（一）统战功能

　　八路军办事处设立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洛八办也不例外。洛八办的统战对象主要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及其下辖部队。1939年4月，刘少奇同洛八办负责人一起具体研究部署了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开展统战工作的问题，要求加强对友军和地方人士的统战工作。皖南事变发生后，洛八办成立了由袁晓轩、徐立行、薛韬组成的统战工作委员会，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抗日战争时期（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88页。】

　　洛八办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建立良好关系。中共高层非常重视与卫立煌的统战关系。刘少奇曾指出：“我们要交卫立煌这样的朋友。八路军要建立根据地，不少地方是蒋介石划给卫立煌的防区；八路军要组织游击队，建立地方政权，不少地方是在国民党让他管辖的范围之内。我们不能希望卫立煌完全放手让我们搞，上面有蒋介石的命令，他是不能不服从的。但是，只要他这个具体执行的人对蒋介石的命令不那么积极，有时打一个折扣，有时拖延一下，这中间对我们就有很大的好作用。我们非常需要这个作用。”【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确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刘少奇主持中原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更加重视与卫立煌的关系。1941年6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军委给彭德怀等的指示中特别强调：“我们须极力同他拉好，予以种种援助，万万不可把关系弄坏。”【《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1页。】中央中央及中央军委也多次电示洛八办重点做好与卫立煌的统战工作。如1941年9月22日，中央军委电示袁晓轩，明确规定他的任务，主要是与卫立煌及其长官部联络。【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第479页。】10月3日，中央军委又致电彭德怀、左权，要求把袁晓轩的任务单纯化，即重点与卫立煌来往。【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第480页。】同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转袁晓轩，指示：“今后洛阳办事处应确切的认识与确定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以卫立煌及其所属一战区为对象的统战工作，而不是其他”，要求“洛办工作目前更加重要，仍望能努力坚持这个岗位，苦干下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第481页。】

　　为贯彻中共中央及军委加强对卫立煌统战工作的指示，洛八办十分重视与卫立煌的接触。洛八办将延安出版的《解放》、八路军出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和新四军出的《拂晓报》，每期送卫立煌几份，因此卫立煌对中共的政策及对重大问题的态度都知道一些。赵荣声也是洛八办对卫立煌统战工作的重要窗口，时常到洛八办向处长汇报从司令长官部得来的消息。洛八办在与卫立煌的长期接触中，较能把握卫立煌的思想变化。因此，洛八办常就如何争取卫立煌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如1940年11月14日，袁晓轩致电朱德、王稼祥，建议：“争取卫是有很多可能条件，且他在反亲日派的斗争中，站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最低限度要求能达成孤立派与卫个别缓冲。”【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第449页。】1941年5月29日，袁晓轩致彭德怀、左权转毛泽东等电，指出卫立煌“对毛信仰深，对朱友谊好，他极想约朱来洛长住一个时期，对以后大计更能随时交换意见”，建议“最好经常能与之通商推动他的进步，以利巩固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第467页。】

　　通过洛八办的努力，卫立煌与中共良好的统战关系得到了维持和巩固。卫立煌也很注意与中共搞好关系，常常在长官部接待来洛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将领和客人，并经常和延安及八路军司令部互通函电。1939年10月国民党六中全会以后，蒋介石由“政治限共”，变为“军事限共”，掀起了反共高潮。在此情况下，卫立煌能保持中立，约束自己的部队与八路军减少摩擦；不去援助反共的阎锡山军队；对蒋介石要他把八路军打出太行以南地区的命令消极应付，与不愿打内战的十四军军长陈铁相约“我们不能打八路军”，并派高级参谋申凌霄给八路军送信商谈避免摩擦事宜。另外，卫立煌对蒋介石撤销西安、重庆以外的其他八路军办事处的命令也置之不理，未下令撤销洛八办，并为洛八办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方便。据刘向三回忆，卫立煌“同我们的关系最好，遇到问题大家能互谅互让。在团结抗战的大前提下，很难办的事经过反复磋商，都能比较好的处理”【刘向三：《往事的回忆》，第146页。】。

　　洛八办还十分注重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辖部队的统战工作。洛八办在前期特别注意与孙殿英部、魏凤楼部、赵寿山部的联系，同他们保持着团结合作关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所辖机构部队调整后，洛八办的主要统战对象包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洛阳警备司令文朝籍及其参谋长陈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十四军军长陈铁、九军四十七师师长郭贻珩、三十军二十七师师长黄樵松、国民党各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以及地方上层人物和地方实力派。皖南事变后，洛八办仍与国民党第三十八军、第一战区游击第一总队、第十五军、第九军等维持着良好统战关系。

　　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辖部队的统战工作，洛八办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一是参加或组织“聚餐会”。当时第一战区各部队在洛阳都设有办事处或通讯处，他们每月在一起举行一次或数次“聚餐会”，利用聚餐会联络感情，交换情报，谈论时局等。洛八办积极参加或组织“聚餐会”，在第一战区各部队驻洛阳办事处和通讯处广交朋友，宣传抗日，并通过他们争取和影响各部队。二是向国民党部队赠送延安出版的书籍。为宣传中共抗日主张，洛八办向第一战区友军赠送延安出版的书籍，如《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投降活动》等，并且创办《前线日刊》，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战的情况和业绩，扩大政治影响。三是指示地下党员对国民党驻洛各单位开展统战工作。如在国民党魏凤楼部的中共党员白树屏，在国民党三十军的中共党员王自强、曲茹等。这些地下党员对在各单位的上层开展统战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以上措施，洛八办的统战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第一战区部队中，有的帮助洛八办办理通行护照，转运过往人员、物资；有的帮助八路军、新四军购买印刷、医疗、军工器材，有的向洛八办提供、交换军政情报，与八路军、新四军友好相处，携手抗日。如1940年8月百团大战期间，第三十八军即派部队在安邑、运城、闻喜、夏县及同蒲路南段出击数十次，配合策应八路军作战。

　　（二）交涉功能

　　八路军办事处在国共合作中的另一职能是与国民党政府军事当局就双方存在的矛盾和冲突进行交涉。洛八办在当时是八路军、新四军总部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系的纽带，由其向卫立煌提出的交涉问题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关于中共军队军饷问题。军饷问题是国共交涉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携手抗日，国民政府按照协议为中共军队提供军饷。起初，国共关系较为平稳，国民政府军费发送也较为及时。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两党摩擦不断。国民党经常克扣或拖欠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皖南事变后便彻底停发。【参见孙艳玲：《抗日军饷与国共关系（1937—1941）》，《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期。】中共据理力争，通过各种途径催发欠饷，其中也包括通过洛八办向卫立煌就军饷问题进行交涉。1940年12月，洛八办在致毛泽东等人的电文中指出，卫立煌对八路军因何应钦扣饷不发的处境表示同情，“允代查是否真象及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第454页。】。经过卫立煌的调停，“我十一月经费及十月二十万欠款均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地办事机构》（3），第455页。】。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彻底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军饷，严重影响了国共合作。1941年5月26日，毛泽东、朱德就关于改善国共关系问题提出几点意见，令袁晓轩面呈卫立煌，其中一条即为“对八路军饷弹予以发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第466页。】。中共关于饷弹的要求，卫立煌在其力所能及之时，给予了一定帮助。据刘向三回忆：“经卫立煌处理后，也得到部分解决。”【刘向三：《往事的回忆》，第164页。】

　　第二，关于中共军队作战区域的交涉。八路军的作战区域一直是抗战时期国共谈判中的重点问题。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奉命开赴山西，中共中央根据战局的发展趋势对八路军的作战区域重新作了调整，八路军三个师分散布置在晋东北、晋西北和晋南太岳山区。之后随着战局发展，八路军的作战区域绵亘晋冀大部和热、察、绥部分地区。八路军的迅速发展引起国民党中央及第一战区的不安，双方摩擦不断。为调节双方在作战区域上的矛盾，中共中央多次电示洛八办，要求其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就八路军作战区域问题进行交涉。

　　1940年1月29日，卫立煌要求“八路军退出太南及太岳北段”，“交还武、涉（指武陟、涉县——引者注）政权”。对此，朱德、彭德怀请袁晓轩即去洛阳与卫见面，并根据下列方针谈判：“说明我军艰苦情形，粮食无着，巩固太行山整块根据地之方针，以及保持我与陕方、豫方联络之需要，太南山、太岳暂时决不能退出。但为免除不必要之摩擦，尊重卫之意见，可以洪洞、安泽、翼〔府〕城、良马镇、艳〔鲍〕店地区北及高平、三家店之线为界，该线以北、以东归十八集团军，作战任务亦由十八集团军负责；以南以西归中央军，作战任务亦由中央军负责。”【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第412页。】对此，卫立煌通过洛八办向中共中央表示，希望中共“了解他的立场，可能如此处理，若再强硬，恐有破裂（蒋以电询催促）”【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第416页。】。

　　此后，朱德、彭德怀要求袁晓轩向卫立煌表示，中共仍请坚持下列各点：“一、郑庄至曲沃公路以北，郑庄起沿沁河至黄河口以南以西属中央军，以北以东属八路军。二、豫北之武、涉、林、辉等县请划归八路军。县政府人员由地方选，请卫批准。三、阳城、垣曲、沁水、浮山等县，请卫委任地方官吏，并保障我至垣曲、渑池兵站线之安全。四、太行北端及晋察冀边区，冀中、冀南，去年均属大灾区，现麦苗、草根、树皮均已吃尽，实在无法维持，部队一部必须南移。五、请卫从中团结抗日，我们至诚拥护卫，如果压迫过甚，我们不得已时的情况下，只有被迫采取自卫。”【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第418页。】后中共略有让步，经洛八办向卫立煌表示：“划界仍然照前电坚持，太岳可将浮山让出，以临屯公路为界，路南属中央军，路北属八路军，以示我对卫之让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第419页。】

　　卫立煌也有所让步，对重划作战区域问题一面公开下命令指定界限，一面容允中共的部分要求。据洛八办向中共中央汇报电文中所示，卫立煌的让步主要包括：“（一）临屯公路以北准我驻（但许刘军（指国民党军刘茂恩部——引者注）到府城以北筹粮）。（二）太南许将平顺归我。（三）为了要保障后方生命线，避免磨擦。（四）阳、垣间许我设兵站办事处，赴唐支（指以唐天际为支队长的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引者注）担运输；陵川北附设一兵站办事处；晋南办事处准驻晋阜间。（五）武、涉准我驻，但县政权卫允派进步分子作县长，接受我要求向进步去作（他已培养大批政治工作干部）。（六）林县要我撤出，他保障我交通无阻。”对此，洛八办认为“卫的动摇和其他是非寻常，所以只有部分让步才能免得由小决裂进入大决裂”，进而建议中共中央“最好答复卫，使他得能得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第426页。】洛八办还向中央建议，“卫左派受环境包围着，他自己被控置（现在卫的态度不明之语言），最好不能使晋东南冲突，不然他日益倒退必成坚决对付”【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第429页。】。

　　1940年7月21日，国民党要求把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两省，遭到了中共的拒绝。但为防止国共合作破裂，中共中央曾令袁晓轩向卫立煌表示：我们准备撤退江南的新四军以示让步。我江北部队北撤甚感困难，因华北地区日益缩小。【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第451页。】卫立煌则通过洛八办表示他愿尽力转圜，暗示新四军可以提出缓期北撤的要求，八路军过黄河部队须撤还河北，以释群疑。【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第453页。】此后，洛八办向中共中央汇报，卫立煌表示对北移问题已请缓一个月，并暗示两点：“甲、展期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但不能缓至如我们所说抗战胜利以后；乙、在他负责区，他能谅解我困难，可以通融，别人区域怕难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第455页。】

　　经多次交涉，中共中央考虑到卫立煌处境甚为困难，不应迫之过急，否定了部分同志所提“建立太岳军区及派兵南下的计划”，认为这一计划“在目前时机是不适当的”，否则“这将给国民党亲日派以投降反共的借口，给蒋以刺激，给卫以反感，结果将使我们处于不利地位，这一计划暂不应执行”。【《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391页。】

　　第三，关于国共军队配合作战的问题。八路军与第一战区作战区域交错，双方配合作战也是洛八办与卫立煌交涉的重要内容。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期间，卫立煌曾向中共询问配合作战的意愿，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袁晓轩表示，配合作战“这是我们自觉的对民族负责，不烦担心”【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地办事机构》（3），第462页。】。而卫立煌“闻我配合作战很高兴，随时报告给蒋，并请我们最近开展正太、同蒲交通战于敌运输。甚急，准备反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第464页。】。对此，毛泽东、朱德令袁晓轩向卫立煌表示：“八路自当与中央军配合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第463页。】然而后来由于准备不足、指挥失当等原因，中条山战役失败。1941年6月9日，朱德亲拟一电，令袁晓轩转呈卫立煌，提出建议：“目前大局，非国共两党贵我两军密切合作不足以图存，敌于晋南得手后，有进图郑、洛、西安可能。八路决在委座及吾兄领导下与友军配合作战，坚决破坏敌之进攻，为保卫郑、洛、西安而战。”【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太岳抗日根据地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273页。】此外，中共中央还令袁晓轩以其私人名义向卫立煌建议，共同发展中条山，联合建立根据地，直接保卫潼、洛，如能把封锁黄河之敌击退，中央军再度恢复中条山时，则八路军仍可撤至高平、曲沃公路线以北，如仍须八路军协同坚持中条山时当遵命。【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第476页。】但卫立煌方面对中共配合作战的建议还是有所怀疑，认为中共有趁机占领潼、洛之企图，因此没有取得交涉结果。

　　第四，关于国共军队摩擦的交涉。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不时制造反共摩擦。针对此类事件，洛八办也多次受命向卫立煌直接交涉。如1940年1月，八路军唐天际部所属垣曲维护兵站的两个连，在阳城境东庄突被国民党八十三师两个营包围袭击。针对这一摩擦，朱德、彭德怀令袁晓轩向卫立煌直接交涉，请“严电该师部所俘缴之人员枪支物件，即日归还，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并抚恤伤员惩办主事长官，以安军心，而利抗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第414—415页。】。1940年3月上旬，国民党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与日军配合“围剿”八路军。【参见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太岳革命根据地纪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174页。】中央书记处指示袁晓轩见卫立煌时，“可告他中共中央坚持国共长期合作，始终不变。对蒋、程、卫、阎诸先生领导抗战，深表敬意。惟对一部分不讲合作、专讲摩擦的人极为不满”【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6册，1986年编印，第207页。】。1941年2月12日，国民党范汉杰军一部进占盘马池、晋庄地区，越过所分界线六七十里，捉杀抗日群众并声言进攻平顺城。针对这一摩擦，八路军司令部令袁晓轩应去见卫说明此事，“促卫令范退去，否则发生误会我不负责”【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第461页。】。

　　第五，关于释放被捕人员的交涉。在国共摩擦中，一些中共工作人员被国民党扣押，洛八办就被捕人员多次与卫立煌交涉。1939年秋天，洛八办用徐海东的名义，写过一封信给卫立煌，要求他释放在密县被捕的中共人员，经交涉后，这些被捕人员被释放。【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第258页。】1940年9月，中共河南党委派到彭雪枫处工作的干部王清明等14人，由洛阳出发后不久，在伊阳、临汝交界处被扣押，关入洛阳劳动营的地窖内后又被押解至西安。中共中央指示洛八办袁晓轩去当面向卫立煌交涉，请其“速令劳动营将所扣我之人员王清明等释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第443页。】。当然，并不是每次交涉均能取得成功。比如，1940年2月，洛八办向中共中央汇报，军委会政治部西北劳动营“最近在洛阳很活动，捕我工作人员及学生甚多，并有向办事处人员摸哨。虽屡次向卫交涉释放工作人员及学生和停止该营非法活动，但总未有具体答复”【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第421页。】。

　　从以上分析可见，洛八办在国共合作中起着联络枢纽的重要作用，对于维护中共与第一战区国民党的统战关系，协商共同抗日，维护民族统一战线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国共合作的恶化：洛八办的撤销

　　1939年，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不断制造摩擦。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陷入破裂的危险。之后，国共关系日益紧张，国共合作格局逐渐瓦解，洛八办正是在此大背景之下最终被撤销。其撤销的具体原因有二：

　　一是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国民党走向反共，第一战区也深受反共政策的影响。连一些以往与中共有较好统战关系的人也在发生变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卫立煌的参谋长郭寄峤，郭寄峤曾与卫立煌一起去过延安。据刘向三回忆，“刚到洛阳时，他对我们的态度还不错，但自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他的态度就明显变化了”。刘向三认为，郭的思想已经开始向右转了，这和当时的形势是紧密相连的。【刘向三：《回忆“洛办”与“渑池兵站”的建立》，中共三门峡市委党史地方史志办公室编《崤函抗战》，第282页。】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袁守谦则是顽固的反共人士，“专门想出种种方法来打击和我们同情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第402页。】。此外，洛八办对面设有国民党洛阳师管区的一个机关，据洛八办工作人员判断，“这可能是蒋特机关的有意安排，好对办事处一举一动进行监视”【赵世杰口述、刘迎春整理《我在“洛八办”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洛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洛阳文史资料》（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专辑），1995年编印，第98页。】。国民党的师管区机关还派特务分子在洛八办门前临街房开设铺面，对洛八办实施监视、探测和限制。进出洛八办的人，常常遭到跟踪、盯梢，有的还被抓走。【参见王民信：《我在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回忆》，毛德富主编《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军事卷》卷4，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868页。】因此，随着国民党反共政策的推进，洛八办的工作开展日益艰难。

　　二是第一战区长官司令易人。1942年1月，蒋介石下令卫立煌任西安行营主任，将其调离第一战区。这一人事变动，体现了蒋介石对卫立煌的不满。首先，蒋介石认为卫立煌有“亲共”倾向。蒋介石曾多次电示卫立煌，要求其对中共要有所警惕。1940年1月28日，卫立煌曾自请指挥八路军，称其有办法指挥之。对此，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认为卫立煌“系受了八路军宣传”【《徐永昌日记》第5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273页。】。此后，1940年2月27日，蒋介石致电卫立煌：“共党巧言欺人，无论何言皆不足信，更不可为其服从拥护之蜜语所迷惑，望严防审慎。”【《蒋中正致卫立煌电》（1940年2月27日），（台北）“国史馆”档案，档案号：002—010300—00031—081。】在国民党高层眼中，卫立煌还有纵容中共军队扩张作战区域之嫌，如徐永昌在其1940年4月26日的日记中记下：“卫俊如一脑子权利玩敌，纵共冀省进入，既难恐豫北国军亦难立足。”【《徐永昌日记》第5册，第315页。】此外，1941年6月3日，卫立煌与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向蒋介石转呈毛泽东电文，称目前惟有实行亲苏外交，坚持抗日到底才有出路，并谓拟派重要同志负责来洛，共商团结大计。【参见《卫立煌胡宗南呈蒋中正电》（1941年6月3日），（台北）“国史馆”档案，档案号：002—020300—00050—037。】6日，蒋介石急电复卫立煌、胡宗南，称：“对于毛泽东电报，窥其用意，专对我前方将领为离间与宣传作用，可以置之不理；而且以后该党有关人员之来电，皆不可直接作答；并可明告其在陕洛之代表人员，如毛等果有诚意商谈各事，应直电中央，不宜对我前方与各地将领通电；殊非正当行为，且不明其用意何在，使彼知无隙可乘也。”【《蒋中正复卫立煌胡宗南电》（1941年6月6日），（台北）“国史馆”档案，档案号：002—020300—00050—038。】随后，蒋介石于7日所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写下“卫立煌受共党之迷惑”【《蒋介石日记》（未刊本），1941年6月7日。】的字眼，表达了对卫立煌亲共的不满。其次，蒋介石对国民党第一战区在中条山战役的惨败极为恼火，认为中条山战役惨败“直等于南京失陷之情景，高级将领多被俘与自杀者，此尤为南京战败所未有之痛心事”，而卫立煌“为最高将领，应负惨败全责”。【叶惠芬：《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6），（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695—697页。】因此，卫立煌被蒋介石调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是早晚的事。洛八办之所以能存而不废，既与国共合作大局所处阶段相关，也在某种程度上与卫立煌个人有关。政治上比较进步的卫立煌一旦离职，洛八办被撤销便在所难免。

　　接替卫立煌的是一向贯彻蒋介石反共政策的蒋鼎文。1942年1月，蒋鼎文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到洛阳后，立即找袁晓轩谈话，提出八路军没有必要在洛阳设立办事处，要求取消洛八办，并对洛八办加紧了监视活动。洛八办经请示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前总后，决定将人员撤退到延安和太行抗日根据地。但此时，国民党特务策反了袁晓轩。【黄康永等口述笔记、朱文楚采访整理《军统兴衰实录：国民党将领的亲历回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7页。】袁晓轩的叛变使不少中共机密被窃走，中共部分干部被捕，造成很大损失和危害。甚至，国民党还企图利用洛八办的名号诱捕共产党人。时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的周子健在给叶剑英等的电报中说：“据洛阳来人谈：洛办原址又挂起我们的招牌，卫兵亦系带〔戴〕我们的臂章与符号，想系顽方毒计，以便继续逮捕前往人员，请即通知有关方面，以免上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地办事机构》（3），第490页。】因此，八路军总司令部公开发布紧急启事，宣布：“本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业于二月一日奉令撤销，除一部分尚未归队外，其余员兵业已抵达西安，待命转赴前方。该处自撤销之日起，即与各有关机关办清手续，嗣后凡有意外事件发生，本集团军概不负责，特此登报声明，诸希鉴察！”【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地办事机构》（3），第491页。】至此，存在了三年多的洛八办正式撤销。八路军与第一战区良好的合作关系受到相当程度的破坏。

　　四、结语

　　应该说，全面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经历了错综复杂的演变。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呼声下宣布抗日，国共合作的状况总体上是比较好的。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日军的诱降政策作用下，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制造摩擦，国共关系趋于恶化。为维护双方的合作关系，中共和国民党中的进步人士作了大量努力。通过对洛八办历史的考察，可以看出洛八办能够在洛阳设置，是中共战略布局及统战努力的结果，也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个人因素有关，体现出合作仍是战略相持阶段国共关系的重要议题。洛八办从设立到撤销的三年多时间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和交涉工作，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中完成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前总交付的任务，并在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制定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护中起到重要作用。洛八办最终被撤销，是抗战相持阶段后期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结果，反映出国共关系趋于破裂的状况。洛八办作为中共设立的与国民党进行联络的一个重要枢纽，其自身的演变历史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抗战战略相持阶段国共合作关系的复杂面向。

　　（本文作者：王鑫宏，黄河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河南郑州450063）

　　（责任编辑：杜栋）

　　（来源：《党的文献》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