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尤恩女士（1911—1987），是加拿大优秀的护理工作专家。抗日战争期间，她作为白求恩医疗队的成员，万里迢迢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正义斗争，是中国人民敬爱的国际主义战士。

琼·尤恩，1911年出生于苏格兰，儿时即随家移居加拿大。其父汤姆·尤恩是一位工人，母亲1919年去世，父亲带着子女到萨斯喀彻温省的一个牧场居住。他在那里作铁匠，读《资本论》，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以后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并成为党的领导人之一。父亲将自己的全部时间和金钱都献给了他所信奉的事业，子女们不得不自食其力。1927年后，她们全家搬迁到温尼伯，琼·尤恩这时已离开学校，先在一家洗衣店工作，后来又进入北温尼伯的圣约瑟夫医院学习护理。护生的生活艰苦，每周工作六天半，每天工作12小时，晚上才上课听讲，而一年的津贴只有12美元，餐餐吃的是马铃薯和豆子。工作劳累，功课还要消化，但琼·尤恩以顽强的意志集中精力猎取护理知识，对外界新闻极少问津，以至她的家迁往多伦多，也断了音讯。直到1931年12月，报刊上登载八名共产党员因“煽动罪”而被捕的消息，人人都晓得汤姆·尤恩是被捕者之一时，他才知道父亲的遭遇。《温尼伯自由报》每天都披露汤姆·尤恩及其同伴的所谓“罪状”，政府用很长一段时间进行“审讯”。

1933年初，琼·尤恩从护校毕业，受圣心省天主教方济各会派遣，要去中国的教会诊所工作。这年3月间，琼·尤恩在多伦多告别家人，到温哥华登上“白色皇后号”轮船东渡来华。这时，她的父亲被判刑五年入狱。

琼·尤恩到达山东省济南附近的张店教堂，她经过八个月的学习，就会讲中国话，随之被派到加拿大天主教在那里开办的诊所做护理工作。从1933年春夏之交到1937年6月，她先后在济南的张店，无棣县的江家、靠黄河边的祖李庄、蒲台的郭镇以及济南市等地，给妇女接生，参加各科病人的手术及医护工作，接触过麻风、梅毒、结核患者。结识了许多普通的中国人。尤有意义的是，那时，中国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日本侵略者在占领满洲之后，又侵凌华北大地，民国政府加紧实行的政策却是“剿共”，山东当地则是军阀韩复榘的黑暗统治，加上1935年黄河大决堤，到处是逃难的灾民。她目睹在苦难中熬煎的中国人民正在觉醒之中，各地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在西安还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所有这些都给她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正如她在回忆录中所述：“抗日的呼声越来越响亮”，“中国的军阀阻挡不住历史的潮流，中国就象一个巨人从睡梦中醒过来了。”

1937年6月，琼·尤恩女士和她的同事，决定回加拿大。那时她当然不知道还会再来中国，但第一次中国之行，使她大大增长了见识。她自己写道：“我已经从社会大学学到了书本中所学不到的许多知识。我已经掌握了一门新的语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曾同重重的疑虑与艰苦作过斗争……今日之所为，皆是来日之准备。”    

回到加拿大的多伦多，琼·尤恩在圣约瑟夫医院的外科手术医疗部供职，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月薪60美元．这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开始，《曼彻斯特卫报》上登载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通讯报道，描述中国人民受到日机轰炸的恐怖景象和所受到的极端痛苦。琼·尤恩很关注那里的形势，看到了史沫特莱写的油印信件，呼吁医生和护士去中国服务。加拿大共产党总部的负责人，鉴于她会讲中国话，了解这个国家，找她参加医疗队，和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以及另一个美国人法拉特大夫一起同去中国服务。刚从中国回来，有了待遇优厚的工作，又要很快离开，而且去的地方战火纷飞，充满着危险，琼·尤恩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接受这个建议，再去那里，和奋起反抗的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她先到纽约，接受刚成立的慈善组织援华委员会的审查和最后批准，再回到温哥华，和白求恩大夫会合。原定的法拉特大夫没有参加医疗队，另有一位美国人帕森斯大夫参加进来。1938年1月8日，他们三人乘“日本皇后号”轮船启程来华，辗转到达香港，从那里转乘飞机到达武昌，史沫特莱将他们接到汉口。在这里负责红十字会工作的林可胜博士，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到共产党特区八路军那边工作。白求恩大夫表示除了特区以外，根本就不想去别的地方，琼·尤恩也是同一意见。而帕森斯大夫则决定不与他们同行。至此，美加联合医疗队就只有她和白求恩大夫两人了。最令琼·尤恩难忘的是，在武汉逗留的短暂日子里，周恩来曾三次看望他们，当时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第一次他和秦博古同来，直接用英语交谈。第二次是在他(她)们决定去八路军卫生部门工作之后，周恩来表示欢迎，并说：“我没有别的东西可奉献给您们，只有一样，就是艰苦的工作；白大夫也不可能指望得到别的什么，得到的只能有一样，就是大批伤员的感激之情。”第三次是在日本飞机一次大轰炸之后，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同来看望．周恩来发现琼·尤恩汉语讲得流利，就直接用汉语和她谈话。琼·尤恩写道：“周恩来在人群中常常是个中心人物。双眼炯炯有神，目光总是那样温柔而且总是那样孜孜求索。他具有领袖人物超凡的感人魅力。”

琼·尤恩和白求恩在候车北上期间，曾到汉阳的一处医院抢救和医治被敌机轰炸而受伤的伤员，他们自己也饱受轰炸之苦。尽管如此，仍然利用空袭和出诊的间歇，拼命采购外科器械和医疗用品，准备至少够三个月用的东西。二月底的一天，他们登上火车经郑州到达潼关，从那里乘船渡过黄河到了山西，一路上都由八路军所派的朱同志协助照料他们。这时的山西已经是烽火连天的战区，日军疯狂进攻，经常有紧急情况出现，他们由风陵渡起身，或乘火车或换乘大车，经过临汾、新绛，辗转到达河津。每天都遇到日本飞机轰炸和扫射，一路上遇到大批难民和伤兵。一次轰炸中，两位车把式牺牲，四人受重伤，六辆马车被毁。琼·尤恩被埋在震毁的泥土中，裤腿上留下两片弹孔，所幸没有受伤。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白求恩和琼·尤恩在路途中还给前线撤下来的伤员和被炸受伤的军民疗伤治病。他们乘坐的大车成了流动救护车。为了躲过敌机，他们在白天为伤员做手术之后，还得在晚上继续行进。白求恩大夫的脾气倔犟，为了工作上的事情有时也和她争吵，可是他那伟大的工作精神使她折服，从内心里钦敬他。琼·尤恩这样写道：“白大夫，这位好心的医生，给任何来求助的人治伤”，“白大夫确实是这样一个医生：全心全意为病人和伤员服务。而他对我们自己的困难却想的太不够了”。当日本的追兵已经逼近他们时，白求恩也只是笑笑说，“没关系，我们来得及，”她称赞白求恩“是一位天生的出色的医生。他的神态能给病人以信心。他心底善良，真如传教士一般。他对人类怀有极大的情爱之心。他亲自给那些流离失所的、饥饿的孩子喂饭，他还到军需官那里，为这些孩子要裤子、外衣等等东西。……他对待病人和伤员的态度，说明他是一个为全人类服务而献身的人。”

从河津的禹门渡口渡过黄河，1938年3月10日，他们到达陕西韩城。韩城濒临黄河，已因敌人侵临对岸而处在紧张的战备气氛之中。他们在这里停留了一个多星期。据《韩城文史资料汇编》记载，白求恩和琼·尤恩他们住在北关东街东头路北的兴隆旅社，停留期间，给许多伤员和老百姓治病，患者络绛不绝，应接不暇，白求恩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忙的焦头烂额……多么紧张的一星期!我给许多伤员治病，同时又有许多患病的老百姓包围着我……。”当时韩城属国统区，党组织还未公开，原先奉命掩护他们前往延安，以后改道经过西安前往，地下县委派人慰问了他们。

八路军派来一辆卡车迎接，白求恩大夫和琼·尤恩女士于3月21日到达西安，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他们见到了林伯渠和来西安开会的朱德将军。林伯渠交给他们一份1938年3月12日的《芝加哥论坛报》，其中一篇文章说他们都已死亡，甚至还刊登了白求恩的照片。林伯渠虽已上了年纪，“头发也白了，但他的精神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朱德“既象是战士的严父，又象是战士的慈母”。这两位领导人的形象，深深地留在琼·尤恩的记忆里，在西安，琼·尤恩购买了她喜爱的中国旗袍，游览了著名的临潼华清池，还亲眼看到了1936年12月发生在这里的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的一些遗迹。

1938年3月底的一天，他们乘坐八路军的汽车，奔向延安。三天长途旅行，白求恩因快要到达目的地而毫无倦容，琼·尤恩的心里，不但激动，还多少夹杂一点恐惧，但在到达之后，恐惧之心很快就一扫而光了。

一到延安，全城的人敲锣打鼓，列队欢迎。出生于黎巴嫩的马海德医生迎接他们，他早在内战未结束时就到红军里来了。陪他们同进晚餐之后，马海德和白求恩与琼·尤恩一直谈到晚十一时多。出乎意料之外，一天夜晚毛泽东主席接见白求恩，琼·尤恩一同前去，这时她知道毛主席习惯于夜间工作。

在一间窑洞里，摇曳不定的烛光，照亮了桌子上堆满了的一大叠书籍和文件，也照见那低低的窑顶和砸实的地面，毛主席穿着一身兰布制服，同延安的所有战士一样，只是戴了一顶有红色五角星的帽子，他的身影映在墙上，更加突出身材之高大。毛主席微笑着向他们走近，一面说着：欢迎，欢迎!他和白求恩紧紧握手，然后象兄弟一样拥抱在一起了，琼·尤恩在自己的日记中记下她一生难忘的会见：“主席的脸上有一个宽阔的前额和一头浓密的黑发。他那富于感情的咀角漾起了欢悦的微笑。”诺尔曼·白求恩向毛主席交了加拿大共产党的证书，毛主席郑重其事的接受下来。毛主席问到琼·尤恩，她的中国话说的这么好是那儿学来的。

毛主席和他们亲切地长谈，谈到他们那不平常的行程，话题又转到了五台山，那里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十分需要医疗照顾，但那里生活很艰苦。他们一杯杯地喝茶，一把又一把地吃花生和葵花子。富于幽默感的毛主席问琼·尤恩：“你看白求恩的样子象不象列宁?”琼·尤恩真开心，她说，“象呀，只不过白大夫的后脑勺比起列宁的更好看。”不知不觉之间，四月二日来临了，东方的山峦之颠，曙光已经泛起，远处，公鸡正在报晓，他们怀着幸福而愉快的心情回到招待所。

此后多天，白求恩应邀去各单位演讲，接见记者，参加座谈。而琼·尤恩则每天早晨都去边区医院。医院的主持人是傅连暲大夫。她被邀请在手术室协助工作。琼·尤恩认为这所医院与世界上任何其它医院都不一样，因为它的全部建筑、装备都设在窑洞里面。她将这个医院称为“窑洞医院”。琼·尤恩他们不几天也都从招待所搬进各自的窑洞里居住。医院预约了许多手术，“白求恩不负众望，就象一个临阵的战士，奋不顾身把这些手术做好了。”琼·尤恩这样记述。她还参观了幼儿园和抗大女生队。幼儿园环境洁净，孩子们在游戏室玩耍，院子里有大沙箱和秋千、滑梯，五十多名学令前儿童，都穿着制服，干干净净的小脸，乌黑发亮的眼睛，在这里唱歌、跳舞，琼·尤恩在晋南辗转途中遇到的一些孩子也在其中。在女生大队，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女青年，一个个身体健康，面色红润，都穿着军服，无拘无束地和她谈话。她们为了抗日，来到圣地延安，都为有这样的机会而感到自豪。

新从河南加拿大教会来的布朗大夫也到了延安，他也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琼·尤恩为布朗有这样的机会感到荣幸。宣传部门举行了一次电影晚会，这是有声电影在延安的首次公演，到会的群众很多。放完电影，白求恩、布朗和琼·尤思三人被介绍给大家，群众报以热烈掌声。

此后，琼·尤恩接受委托，曾到西安采购所需麻醉药品和绷带，在那里他遇到美国驻华使馆的海军武官伊万斯·弗戴斯·卡尔逊上校，他准备去绥远会见马占山，他们一道一同到延安，然后继续北上。她回到延安时，白求恩于四月间已经出发上前方了。他们在延安参加了热烈的五一节庆祝活动，庆祝会上，毛主席作了长篇讲话，卡尔逊也作了演说。这一天，军民们包括孩子们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全城披上节日盛装，到处彩旗飘扬，人人挂着笑脸，兴高采烈地参加运动会，或观赏戏剧节目，最后是会餐，战士们和学员频频向琼·尤恩和卡尔逊敬酒。晚上看完电影后，马海德大夫邀请琼·尤恩和卡尔逊到他的窑洞里喝咖啡。

两天之后，他们也乘车出发。到了清涧，卡尔逊继续北上，琼·尤恩则暂留在八路军的供应站。王斌大夫给他介绍情况。在这里停留的一个多月里，她帮助供应站整理了库存的药品器械，抽空应王斌的要求，教给他常用英语。并被介绍到八路军一二○师的后方医院进行护士培训，协助护理工作。护士们全是十四至十六岁的男孩子，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都乐意而且热爱护理工作，充满了为前方负伤将士服务的信心．琼·尤恩说：“我尽了全力把他们教好，培养他们成为前线部队的好卫生员”。在个把月时间里，这些小伙子发动了一次灭蝇运动，还设立了一个霍乱和麻疹的预防站，甚至还组织了一个环境卫生队。在这里的山村，她亲自见到了一家老百姓祈求巫神治病的过程，她询问同行的一位医生，八路军对这种迷信活动为什么不管呢?那位医生耐心向她解释，说她不理解红军的政策不足为怪，红军的政策是对农民的生活习惯不加干涉，但农民将来总会明白，巫师招神驱鬼怎么能够治病。那时候，清涧也还没有建立民主政权。

琼·尤恩在这里还参加伤员的医护工作，还到群众家出诊。有一天半夜，琼·尤恩被接到几里地远的一个村落，为一位难产产妇接生，她使用了产钳，终于接生了一个将近八磅重的胖姓娃。

6月中旬她和四、五个护士同路，前往山西，途经绥德，然后渡过黄河，在黄河东岸的八路军兵站，约有一连战士护送他们，到达贺龙的司令部所在地岚县。贺龙司令员和肖克副司令员接见了她。许久以前她就读到贺龙等红军将领的传奇故事，现在正庄严地站立在她的面前。琼·尤恩这样描写：“个子不很高，宽肩膀，方脸庞，浓眉毛，眼睛明亮，咀巴大而富于表情，上唇上还有两撇引为自豪的胡子，常含着一只黑烟斗。……他是一个象岩石那样坚硬的汉子。”贺龙安排一位女教师陶东照护她。晚上一位游击队员抱着咖啡、香烟、饼干和巧克力一大堆东西送给她，那是游击队截住了一支日本运输队缴获的。

在岚县，琼·尤恩在医疗站协助工作。医疗站有三位医生、五位卫生员和一位司药，另外还有20多名正在培训的卫生员。琼·尤恩在这里投入了紧张的医护工作，她不但参加医护工作，还帮助制定了有关换药、包扎、取出弹片，处理小骨折以及接生等的操作规程，还给卫生员们进行辅导。她还和这里的军医们组织医疗队进行巡诊，在部队发动了消灭苍蝇和清除垃圾的运动，有疫病流行时，建立霍乱防疫站，开办浴室和灭虱站，并在农民家中进行熏烟消毒。琼·尤恩为她亲眼看到的八路军为人民热心服务的情景和军民间亲密关系而感叹不已。在一个酷热的夜晚，她和医疗站的钟大夫为一位农妇接生。这是琼·尤恩在中国头一次接生的双胞眙。钟大夫跟着她也熟练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她还教会吴司药如何配制溶剂，如何制蒸溜水等等。医疗站工作紧张，不但处理战伤医疗，还为当地群众就医提供方便，因而每天工作时间很长。工作非常愉快。琼·尤恩和医疗站的同志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司令部食堂内吃饭，司令部所在的根据地距离日本侵略者占领区并不远，但是根据地欣欣向荣的景象，使琼·尤恩“感到吃惊”。她说：“根据地的人民所从事的事业并不是为了今天，也不仅是为了明天，而是为了全中国的千秋万代。一千年之后，山西的老百姓都会知道毛主席的”。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琼·尤恩在饭后常和大家一起到球场参加运动，贺龙将军还把他的马让他骑坐，还参观骑兵的表演。1938年7月7日根据地军民举行芦沟桥事变一周年纪念大会，除军队外，男女民兵的红缨枪队伍，确是光彩夺目，会上有好多人发表演说，琼·尤恩说：“看看今天这个群众大会，确实使人精神振奋。”在一二○师驻地，她还观看了话剧团的演出。节目中还演出了反映医疗队活人活事的活报剧，还有一个男演员扮演琼·尤恩。八月间他们医疗站出发到东北方向的一个战地执行医疗救护任务。他们在一个叫作马坡的镇子上，看到该地经受日本侵略者刚刚洗劫后的情况，只在该镇教堂的院子里，就横七竖八地横陈着被侵略者屠杀的老人，姑娘和小孩子的尸体，教堂守门人也被打死了。就在这里他们为刚下战场的伤员们进行包扎和紧急处理工作。回到岚县时，司令部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贺龙司令员出席了会议，请他们吃晚饭，听取了他们此行工作汇报。

战争的艰苦生活，使琼·尤恩消瘦许多，疾病折磨着她，九月间她又踏上返回延安的旅途。人们依依不舍地和她道别。贺龙司令员也来亲自送行。琼·尤恩回忆：“人们就来向我告别，说我走了他们会很想我的，并感谢我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其实，我看不出自己做了多少事。倒是学得了不少东西，并且得以认识了贺龙，他是我最敬爱的红军司令员之一。”

到达延安，她和马海德惜别，及其他朋友们告别，乘坐红十字会的车子到了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又遇见了朱德将军，他详细询问了尤恩女士到过的根据地的观感，并向她介绍了全国，晋南的对日战况。办事处开了通行证，十月十七日她就到了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这时，这座城市行将陷落，日军飞机狂轰乱炸，政府已经撤离，办事处忙着迁往重庆的准备。周恩来同志建议她跟王炳南及其大人等乘一条船一起走，带领他们撤退的是李克农和边章五。上船时，他们知道了广州沦陷的消息。他们在船上遥望因受日寇轰炸而变成废墟的汉阳和燃烧中的汉口的景象。他们乘坐“新升隆”号轮船溯江而上，可是不久灾难就落到他们头上，日本法西斯的飞机不断袭击江面上的船只，并以炸弹或机枪屠杀岸边的人们。“新升隆”被炸得粉碎，同船的人大多数牺牲，幸存者不到三十人，琼·尤恩的帽子也穿有弹孔。李克农带领他们怀着悲愤的心情，经过艰难险阻的路程，继续绕道前进，一路上她得到同志们的亲切照顾，琼·尤恩写道：“我为他们对我的关怀所感动……，……对这些人，我油燃产生一种亲如一家人的感情，这种感情是我以前从未感受过的”。他们先到长沙，以后又到了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在此过程中，又得到周恩来的帮助，她得以乘坐便车，离开桂林，1938年11月20日经过当时的法属安南，转道香港到达上海的英租界。

在上海她停留了几天，在华懋大厦她会见了新四军的卫生处长沈大夫，谈到了安徽以及新四军在医务方面的需要，她被要求协助募集药品并将其送往皖南的新四军。琼·尤恩勇敢地接受了这一委托。经过几个星期的准备，琼·尤恩和一位大夫与新闻记者等同行，于1939年新年刚过，她们利用琼·尤恩的合法身份，就乘一艘挂着墨索里尼法西斯旗子的意大利船往温州，巧妙地穿过日本侵略军的封锁和国民党顾祝同的防区的盘查，由温州，经青田，金华，再通过浙皖边境，最后到达新四军后方医院。她们将医药用品、衣物等物资安全地送达目的地。这里距新四军军部不远，琼·尤恩和史沫特莱重逢，并曾会见了叶挺、项英，陈毅等新四军的领导人。这儿的后方医院设在祠堂和一些茅屋竹棚里，来自上诲、南京、延安等地以至从国外归来的技术人员，献身于自己的祖国，为新四军贡献其技术，他们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制造医用器具，自制培养医护人员的骨骼标本，奋力克服处于敌后的各种困难，为伤病员服务。琼·尤恩为和他们能并肩工作而非常愉快，她说：“除了在八路军当中，我记不得在中国的其它任何地方，看见过有象这样亲密无间，其乐融融的场合”。在新四军她工作了半年左右，医护和抢救伤员，协助培训战地医务工作者。直到1959年六月初，她才离开新四军军部，返回加拿大。行前叶挺将军曾亲自送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琼·尤恩曾两次写信给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表达她最热烈地祝贺和问候。为了感谢在我国人民最困难的时期援助过我们的这位国际友人，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华医学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协曾先后邀请她来华访问，但皆因病不能成行，但她在加拿大始终怀着友好的激情，带病参加加拿大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活动。1976年8月，白求恩故居建成白求恩纪念馆时，她也抱病远道前往，参加了揭幕典礼。1979年9月我国对外友协去加拿大访问时，王炳南团长等到维多利亚市访问了这位可钦可敬的国际友人，表示对她的敬意和慰问。这时琼·尤恩已经67岁，由于半身瘫痪，只能坐在轮椅上活动。

1987年10月31日，琼·尤恩女士病逝于加拿大维多利亚市。她是中国人民敬爱的朋友，也是一位受到中国人民尊敬的国际主义战士。逝世后她的子女遵从其母遗嘱，护送她的骨灰来到中国安葬。1988年5月，在河北唐县军城的晋察冀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本文撰写时曾参考时事出版社出版的琼·尤恩所著《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一书中译本及其他资料)

(石 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