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30多年来，党对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领导和推动，为我们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形成完备的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启示。

　　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与实践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纪元，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开始复苏的新纪元。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领域重新确立了文化事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明确了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总体目标，确立了“以文补文”的基本文化政策，并且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奠定了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复苏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一是重新确立了文化事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改革开放之前，“左”倾思潮横行文化建设领域，人为地割裂了文化艺术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确切、不妥当地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口号”，[1]致使文化艺术之路越走越窄。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2]“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3]对新的历史时期文化艺术工作方针的明确，“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复兴创造了积极的政治和社会条件，成为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相对‘分离’的标志之一，成为我国当代文化政策史上的一个转折点”。[4]

　　二是明确了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根本任务。1986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5]这是党的全会第一次从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建设的高度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全面布局，也为作为党领导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文化服务事业，提出了“培养‘四有’新人”、“提升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根本任务。

　　三是确立了“以文补文”的基本文化政策。公共文化服务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做支撑。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刚刚摆脱物资严重短缺的困扰，经济建设仍然是全部工作的绝对中心。文化系统同样面临着“经济建设”任务——搞创收。无论是1983年出台的《关于加强城市、厂矿群众文化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还是1987年出台的《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都自发地指向了“以文补文”的文化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含义是“中央政府允许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文化服务和文化经营活动，并将其文化经营的经济收入纳入本单位的预算管理，用于补助文化事业活动经费的匮缺”。[6]虽然“以文补文”的文化政策拉开了我国文化事业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序幕，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落后的社会经济水平制约下，开展大规模公共文化服务的物质条件并不具备，也不可能产生公共文化服务理念，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只能处于自发状态。

　　四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奠定了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复苏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才真正发生了变化”。[7]这一变化最为显著地出现在经济领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实施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迅速激活了农村沉寂的生产活力，伴随新中国30多年的粮食短缺状况逐步缓解。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沿海经济特区的设立，从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刻的层次上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生产能力，极大地改变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原理，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引起社会文化领域的变革，虽然社会文化的变革总是比较滞后和缓慢，“改革开放促使相对静态的社会生活向动态的社会生活发展，社会的流动性加强，社会人员的职业选择方向增多，阶级阶层的固定归属界限被打破，这些新情况必然造成生活的多样化以及思想的复杂化”。[8]总之，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物质环境的变化，为接下来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变革准备了较为充足的物质条件。

　　概括而言，这一时期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事业还处于自发状态，党和政府对文化事业的基本政策还处于“以文补文”的初级阶段。

　　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与实践

　　改革开放在20世纪90年代正式进入深水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改革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发展，逐步将市场机制引入文化建设领域，推动文化事业朝着文化产业的方向发展；推动公益性文化事业纳入财政支持计划，逐步提高对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支持力度；开始布局基层文化建设，积极推动城市社区和农村地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事业。

　　一是高度重视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发展，逐步将市场机制引入文化建设领域，推动文化事业朝着文化产业的方向发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事业有着天然的广阔交集。只有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才能充分激发出我国社会的文化生产力。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指出：“要积极培育和完善文化市场，大力扶持健康的文化产品，倡导适合广大群众消费水平的有益文化娱乐活动，更好地活跃和丰富文化生活。”[9]20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文化产品，如流行音乐、卡拉OK、歌舞娱乐、时装、畅销书、广告、影视、动漫等产品被推出，庞大的文化产业群以休闲娱乐、旅游观光等众多形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0]在这种背景下，“文化产业”分别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十五”规划纲要》及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被提及，并得到了系统论述。

　　二是推动公益性文化事业纳入财政支持计划，逐步提高对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支持力度。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有物质保障。没有必要的物质保障，精神文明建设的许多任务就难以落实。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保证必需的资金。”“对政府兴办的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文化馆、革命历史纪念馆等公益性事业单位，应给予经费保证。对反映国家和民族学术、艺术水平的精神产品，代表国家水平的艺术院校、表演团体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代表性的地方、民族特色艺术团体，要加大扶持力度。”[11]与此相对应，国务院在1996年9月5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了“文化事业建设费”的征收、管理和使用办法，通过财政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对文化事业的捐赠，通过安排专款的方式逐步增加对边远地区、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投入。正是这一时期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持续支持，确保了群众性文化事业能够在市场化大潮风起云涌中比较平稳地度过改革的阵痛期，迎来向公共文化服务转型的历史新阶段。

　　三是开始布局基层文化建设，积极推动城市社区和农村地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事业。20世纪90年代，城市社区建设和社区公共文化建设在我国都还是新事物，经过十多年努力，到21世纪初，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取得了明显成绩。一方面，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场所普遍增加，文体活动室、图书室普遍配置；另一方面，社区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初步形成，各街道普遍成立了社区艺术团，成为社区文娱活动的骨干队伍，同时积极扶持不同类型的群众业余文化组织；再者，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方面，既有定期的大型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也有日常普及性文娱体育活动，结合文化馆、图书馆、青少年宫、街道文化站、小区文化活动中心、居委会图书室等，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网络。[12]1998年11月26日，文化部出台了《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对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做了统筹安排：“到2010年，全国农村要实现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或综合性文化设施，乡乡有文化站，有条件的村积极建立文化室或图书室，满足人们就近、经常和有选择地参加文化活动的需要；图书馆、文化馆的建设面积和综合服务能力基本达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主管部门制定的标准；农民群众能定期观赏专业艺术团体演出和参加各种业余文化活动；农村电影放映达到全国每个行政村平均每月放一场电影；文化娱乐支出占生活支出的比例有较大增长，农民的文化生活质量有显著提高。”《意见》同时对农村地区“两馆一站一室”的建设、管理费用和其他农村文化设施的经营管理情况做了指导性安排。[13]

　　文化产业化是文化现代化的必然之路，只有经过产业化阶段，文化生产力才真正能够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市场机制逐步引入到文化建设中来，推动文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极大地解放了文化生产力，使社会的文化产品供给从严重短缺、相对短缺中逐步走了出来，实现了供求基本平衡，为我国文化事业从产业化阶段迈向福利化阶段奠定了客观基础，也推动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事业从自发状态开始逐步向自觉状态过渡。

　　三、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与实践

　　进入新世纪，科学发展时代的到来让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开始进入了福利化时代，文化事业的市场化发展道路——文化产业化开始向更为科学，也更为可持续的福利化方向转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在2005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法，2006年9月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思路，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事业从自发状态到自觉状态的飞跃，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事业迎来了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上，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一是明确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义、思路、目标和着力点。2007年6月16日胡锦涛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会议指出了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方面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公共文化产品生产供给、设施网络、资金人才技术保障、组织支撑和运行评估为基本框架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加大众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会议还强调“要大力加强重大公益性文化工程建设，认真组织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乡镇综合文化站和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等公共文化服务工程”，“改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着力提高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基本文化权益问题”。[14]

　　二是出台形成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具体实施规划。为加快推进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从2006年到2007年两年间，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十一五”发展规划（2006年—2010年）》《“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十一五”时期广播影视科技发展规划》《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十一五”全国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规划》《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等多个带有规划性的专门指导性文件，为公共文化服务事业迅速发展准备了充足的制度政策条件。

　　三是将以人为本理念贯彻到公共文化服务事业中来，开始关注流动人口、社会弱势群体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基本原则。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这一时期党领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事业高度重视社会弱势群体、流动人口享有公共文化服务的权利保障。2004年12月20日文化部下发《关于高度重视农民工文化生活切实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的通知》，2012年4月5日全国残联发布《关于加强残疾人文化建设的意见》，分别对保障流动人口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做了统筹布局，使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服务对象覆盖上更加健全和完备，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福利属性。

　　这一时期，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以公共图书馆为例，经过“十五”期间和“十一五”期间持续不懈的努力，2009年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2850个，比2000年增加175个，公共图书馆已基本实现行政区域全覆盖，其中地市级公共图书馆覆盖率为79.3%，县级公共图书馆覆盖率为85.1%；实施了县级“两馆”建设规划，全国公共图书馆房屋建筑面积达到850万平方米，比2000年增加252万平方米，增长42.1%；全国公共图书馆阅览室面积达到204万平方米，比2000年增加94万平方米，增长85.5%，平均每馆阅览室面积由2000年的410平方米，提高到2009年的714平方米；全国公共图书馆阅览室坐席数为60.2万个，比2000年增加18.6万个，增长44.6%，平均每馆阅览室坐席数由2000年的156个，增加到2009年的211个，增长35.8%；全国公共图书馆总藏量为58521万件（套），比2000年增加17568万件（套），增长42.9%，平均每馆总藏量由2000年的15.3万件（套），增加到2009年的20.5万件（套），全国人均藏书由2000年的0.3册提高到2009年的0.44册。[15]从场馆数量到场馆规模，从投入力度到藏书总量，从服务能力到利用效率，公共图书馆事业的迅猛发展，只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

　　四、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创新经验

　　改革开放35年来，党领导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历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发展文化产业两个历史阶段，逐步实现了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艰难转型，并最终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新局面，较大地改变了我国社会的文化面貌，基本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概括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创新经验主要有四条：

　　一是党领导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必须遵循经济与文化互动关系原理。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原理，社会文化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经济领域的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社会文化领域的变革，虽然社会文化的变革会比较滞后和缓慢。党在领导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注重建立起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文化体系，包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将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充分发挥，实现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

　　二是党领导公共文化服务事业要把公益性放在第一位。福利性是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生命。党在领导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过程中，必须确保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投入，尤其是对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要加大财政倾斜的力度。没有充足的财政保障，很难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党领导公共文化服务事业要注重“软硬兼施”。公共文化服务事业既包括思想文化层面的“软”内容，也包括场馆设施等“硬”内容，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没有优质、健康和科学的“软”内容，“硬”内容再强大也毫无作用；没有畅达完备的“硬”内容，“软”内容同样很难为更多的人了解掌握，从而威力大减。既重视思想文化层面的“软”内容，又重视场馆设施等“硬”内容是党领导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实现迅猛发展的重要经验。

　　四是党领导公共文化服务事业要注重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是一个建立制度、遵守制度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制度的动态过程。党在领导公共文化服务事业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制度建设，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完备的文化事业管理制度，其中又包括很多种具体的制度，如公共图书馆制度、基层“两馆”制度、各类文化机构的组织登记制度及其所得税课征制度、公益性文化团体的经营制度等等，有效保证了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可持续性，很好地促进了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发展。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认识、领导和推动，紧紧围绕基本国情来展开，实现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事业从自发状态向自觉状态的历史飞跃，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借鉴。

　　[1]刘彦钊、孙鑫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纲领——学习邓小平同志第四次文代会<祝辞>及其他》，《中州学刊》1987年第6期。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211-212页。

　　[4][10]毛少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政策的转型与重构》，《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5-46页。

　　[5]《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6]陈鸣、胡杏：《我国文化事业管理制度改革30年回顾》，《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8]张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基本历程和基本经验》，《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5月，第25页。

　　[9][1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求是》1996年第21期。

　　[12]谢晶仁：《社区文化建设新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05页。

　　[13]《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中国文化报》2005年12月13日。

　　[14]《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人民日报》2007年6月17日。

　　[15]《全国公共图书馆基本实现全覆盖》，《中国文化报》2011年1月10日。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