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各级党委和政府“过紧日子”提供了根本遵循。为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我们挖掘梳理了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过紧日子”的宝贵经验，以期为领导和有关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陕甘宁边区“过紧日子”的历史背景

    全民族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相当一部分是国民政府颁发的军饷和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1938年，外援    占边区整个经济收入的51.6%。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成为国民党顽固派的重点打击范围。日本帝国主义也准备乘机突破黄河防线，进攻陕甘宁边区。此外，在经济上，国民党不仅停发了 八路军的军饷，而且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既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也严令禁止国民党统治区的货物输入边区。国民党顽固派还在边区附近引诱走私，扰乱金融市场，破坏边区财政经济稳定。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从1939年开始，陕甘宁边区出现了连年的自然灾 害，尤其是1940年的灾情最为严重，致使1941年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群众生活苦不堪言。加之由于抗战以来，大批革命青年和海外侨胞，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封锁奔赴延安；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中共中央又陆续从前方调回大量部队，这样生活在边区的脱产人员的数量就大大增加，同时灾荒和战争也导致大量的移民和难民纷纷涌入边区，这样就极大地加重了边区的财政负担。

    严峻的军事形势，加上严重的经济问题和自然灾害，使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陷入了极大的困难之中。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二、陕甘宁边区“过紧日子”的具体举措

    为了解决陕甘宁边区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过紧日子”的举措，卓有成效地克服了困难，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陕甘宁边区严格推行勤俭节约政策，尽量缩减公务用款，严厉反对贪污浪费和奢侈行为。1937年4月21日，林伯渠和谢觉哉联名通令边区各单位，要求注意保持苏维埃红军刻苦节省的传统作风，防止浪费腐化习气侵入；逐渐减少消费的支出，增多建设的支出。规定私人用费与公家用费严格分开，除办公用品及照规定发给各人的服食外，一切私人用费，不能出公家账，不许办高价的酒席；房子只要能办公不许有不必要的修理。同年8月，西北办事处会议做出决定：政府办公费实行最节俭的原则，如系行政专员驻地，办公费用酌情增加，但每月不得超过50元，特别开支，经呈准后照支，区政府办公费每月3元至4元，乡政府津贴每月6元（办公费在内），乡长不另支伙食、鞋袜费，县政府雇用杂务员3人，区政府杂务员1人，乡政府不设杂务员，县政府得养马一匹，原来无马者，不得增加。乡政府中仅乡长 1人脱离生产，但无薪金。

    1939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规定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即以贪污论罪。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颁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三次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规定：（一）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二）除保证给养外，其他消费，概须力行节省。提倡勤俭朴素，避免铺张浪费；疏散机关，调整窑洞，停止建筑；减少公差公马，提倡动手动脚；实行粮票制，免去双重粮的浪费；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爱惜每件公物，使之多用些日子；不追加预算，并建立严格的审计制度；（三）集中力量于急要的经济事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并加强其管理和监督，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四）爱惜民力，节制动员，不浪费一个民力，一匹民畜；（五）坚持廉洁节约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1944年2月，为了禁绝曾消耗边区大量的财政积累，即从边区以外输入的纸烟，边区政府下令：“凡我公务人员，从令到之日起，即不许再购吸外来纸烟，以身作则。”“如有私自购买者，即以违法议处。”

    边区党和政府通过深入开展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过紧日子”在延安成为一种风尚。如志丹县在开支上能厉行节约，3年中，每人仅发棉衣一套，单衣两套，伙食每日粮食1斤、油肉8钱。1945年，该县杂费开支仅占全年财政收入的6.8%，是厉行节约的模范县。

    （二）加强审计监督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审计监督在节约开支、督促政府机关“过紧日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边区审计工作，实行预决算制度，负责监督财政方针的施行和反对贪污浪费，重点审核各机关部队的经费开支是否合乎手续、使用得当。

1937年2月，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国家审计委员会主席谢觉哉联合签发了《关于各机关经费开支问题的通知》，就各机关编制3月份预算，详尽具体地规定了开支标准。《通知》具体规定了机关工作人员、后方部队人员、工厂工人、医院伤员、红军大学学员、党校及其他学校人员等各类不同人员的伙食费、烤火费、鞋袜费、马草、办公费、特别费等10项预算标准。对于特别费，通知规定，如有临时支出未编入预算内者，应事先征得中央财政经济部及国家审计委员会同意方可开支，并应另编追加预算，否则概不承认；如事前未经审计委员会核准，擅自缝制服装被毯者，该项支付概不承认。

    1939年6月，边区政府审计处颁发了《陕甘宁边区审计处关于预决算编制及报销的通知》，要求各项开支要大量节省，任意超过预算，概不批发；各项单据要填写清楚；购置费、修理费预算要有详细说明；各机关增加人数要先经过组织批准，并由批准之机关通知审计处，方为有效；各机关对经常费应逐项讨论，可能节省的应当节省。

    针对个别机关虚报人数，多领经费、粮食的问题，边区中央局财经委员会指示，应即建立各机关人员马匹报告制度。为了贯彻这一指示，1941年2月，边区政府财政经济处、审计处共同发出《关于人员马匹报告问题的通知》，要求各机关建立人员马匹的旬报工作制度。通知下发了统一的《人员马匹旬报表》，并就填写报表应注意的事项作出了七项说明，要求按旬填列旬报表，及时报送财经处审计科；机关首长一定要切实检查，亲笔签字或盖章，以示负责；必要时财经处还可到各机关切实检查，如发现有虚报或舞弊情况呈请处罚。

    1942年，边区政府审计处对原财经处经手款项进行结算时，发现该公款少了五百三十五元。经审计处查实，原财经处出纳员刘合明遗失公款、隐瞒不报，有重大贪污嫌疑，决定送请法院彻查严惩。1月14日，《解放日报》刊登《重大贪污嫌疑犯刘合明决送法院究办》的报道。

    边区政府通过审计监督，及时发现和制止了违反财经法纪行为，克服了贪污浪费现象。同时，边区审计机关一直把清算和检举贪污舞弊行为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通过经常性的审计监督，及时揭露财务收支中的种种弊端，堵塞财经管理中的一些漏洞，必要时也公布于众，起到了一定威慑效果和防范作用，督促了政府机关“过紧日子”。

    （三）开展精兵简政，提升政府效能 

     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期间，边区参议会参议员李鼎铭等11人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毛泽东看到这个提案后，给予高度重视，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毛泽东还亲自为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制定出具体原则和办法，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陕甘宁边区从第二届一次参议会提出“精兵简政”提案和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施“精兵简政”工作后，先后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第一次精兵简政始于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结束不久，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召开会议，讨论贯彻精兵简政决议，并决定成立边区编整委员会，负责拟定人员编制和编整计划，精减、裁并各级行政机构。这次精兵简政，历时四个多月，到1942年初基本完成。边区政府系统共精简人员1598名，占原有人数的24%，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第二次精兵简政从1942年4月初开始进行。4月6日，边区政府召开第二次政务委员会议，决定加强对精兵简政工作的领导，成立以林伯渠为主任的边区总编整委员会。6月30日，边区政府政务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8月1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贯彻精兵简政的决定，要求党政系统通过第二次整编，做到精简上层，加强下层。到同年秋季，第二次整编基本完成，缩减了区一级机关和人员，逐步实行了合署办公制度，加强了县级政府权力，健全了区、乡级政府组织。

    第三次精兵简政从1942年9月开始。在第三次精兵简政正式实施之前，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进行了充分的组织、思想、宣传工作。11月，边区政府党组草拟了《简政实施纲要》，经西北局高干会讨论通过。12月3日至9日，边区政府第三次政府委员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1943年3月13日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明令公布，下达施行。经过1943年一年的努力，边区精兵简政工作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从精简机构的情况来看，边区政府的内部机构裁并了1/4，直属机关从35个减至22个，分区专署及县政府的内部机构减掉一半。从精简人员情况来看，边区政府的办公厅、民政厅等6个单位，原有469人，减为279人，减少40%。到1944年初，边区的精兵简政基本结束。

    通过精兵简政，边区“鱼大水小”的矛盾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不仅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转变了作风，还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促进了边区的稳定和谐。

    （四）开展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教育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边区党委、政府特别注意艰苦朴素作风的教育和培养，提倡生活俭朴，勤俭节约，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工作。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时刻注意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在思想上作风上为全党作出了榜样。

    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党的组织。而巩固党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下达后，陕甘宁边区采取有计划地选调干部到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扩大边区党校以轮训区级干部及开办乡级党员训练班等措施，加强对党员的教育。边区党委还为党员提供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为主要内容的教材，收到很好的效果。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为了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遵守纪律、坚持原则、艰苦奋斗的论述。1938年3月1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在抗大要学习打仗，也要学习政治，更着重于军事。政治是管着军事的，二者又要统一地配合起来。在抗大要学到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朱德经常教育身边同志说：“我们要艰苦奋斗，不要浪费”。1939年5月，陈云撰写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提出了一名好的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要求每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同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说，要求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其中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等。

    总而言之，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边区党委、政府运用政治思想教育武装了党员干部的头脑，树牢了远大革命理想，培育了为人民服务、民主作风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从而保证了党员干部廉洁奉公，筑牢了政府“过紧日子”的基础。 

    三、几点启示 

    1.思想教育是基础。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进事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坚持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党员干部教育培养的重要一环，用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滋养初心、淬炼灵魂，凝聚起“过紧日子”的思想共识。要持续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不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更好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要开展经常性思想教育，牢牢把握党员干部的思想动态，坚持用革命先辈可歌可泣的事迹、身边典型的案例及时教育引导，解开思想困惑，使之保持健康向上的精神状态。

    2.服务人民是目的。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目的是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要牢记财政的钱是人民的钱，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坚决压减不必要的支出，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发展上，用在老百姓身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高质量发展，反对贪大求洋、盲目蛮干；坚持出实招求实效，反对华而不实、数据造假；坚持打基础利长远，反对竭泽而渔、劳民伤财。 

     3.有效监督是保障。要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不断拓展反腐败斗争深度广度。要从严从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管理监督，严厉惩处大手大脚，挥霍浪费行为。要对症下药、精准施治、多措并举，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长效化，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聚焦党和政府中心工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审计监督，扎实做好民生审计，切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强有力审计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发展。

    （作者：胡建满，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周建勋，延安市审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