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批党的和党所影响的文化工作者陆续聚集到上海。他们冲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高压，在新开辟的革命的思想文化阵地上，展开了英勇的战斗。1930年3月2日，经过党的建议和筹划，有党内外作家参加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支左翼文化新军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兴起了一个很有声势和实力的左翼文化运动。

        1929年下半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之下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由潘汉年负责，统一领导这方面的工作。1930年3月2日，经过党的建议和筹划，有党内外作家参加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分别简称社联、剧联、美联、教联）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10月，各左翼文化团体又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

        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化运动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镇压。从1929年起，国民党政府相继颁布《宣传审查条例》《出版法》等法律、条例，对书籍刊物的编辑、出版和发行施加种种限制，直至严加查禁。仅据湖南长沙1931年9月的统计，被查禁书刊就达228种，其中以“共党宣传刊物”“鼓吹阶级斗争”等理由查禁的有140多种。国民党当局还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通过横蛮无理的审查，对具有进步倾向的文化作品加以扼杀，狂暴地袭击进步的文化团体和编辑、出版、排演机构，拘捕、刑讯并秘密杀害革命的作家和文化人。1930年至1933年间，先后牺牲的有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洪灵菲、潘漠华、应修人、宗晖等。国民党当局还培植一批御用文人，竭力宣扬封建文化和法西斯文化，诋毁马克思主义和进步的思想文化。国民党当局以为，通过种种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就可以彻底消灭左翼文化运动。

        但是，出乎国民党当局的意料，左翼文化运动不但没有在“围剿”中被消灭，反而迎着迫害的狂风恶浪，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下，顽强地发展起来。左翼文化团体的人数不断增加，活动地区不断扩大，由上海发展到北平、天津、武汉、广州，并远及南洋和日本东京。经过艰辛的耕耘和战斗，在文学艺术、社会科学和新闻出版等方面，左翼文化运动都取得卓越的成绩，有力地配合了革命的政治斗争。

        左联和其他左翼文化团体先后创办《萌芽月刊》《拓荒者》《文化月报》《北斗》《文学》等几十种刊物，创作和发表了大量为群众所欢迎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新军阀统治的祸害、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城乡经济的衰败，以及劳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与要求，在题材与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都达到新的水平。如鲁迅的许多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光芒的战斗杂文和其他文学作品，茅盾的刻画20世纪3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的现实主义力作《子夜》和其他短篇佳作，还有老舍、曹禺、巴金等许多作家的优秀作品，不仅在当时脍炙人口，而且艺术魅力经久不衰。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一大批号召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新闻通讯等，充满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对于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发挥了战斗号角的作用。

        左翼文化工作者还在文艺思想战线上多次开展对错误观点的批判。左联成立以前，进步的文化工作者曾在上海展开反对新月派的斗争，左联成立后又展开同民族主义文学派的斗争。新月派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派以超阶级的“民族意识”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左翼文化工作者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著文揭露这两个派别文艺观的实质。文艺思想战线上的这些斗争，推进了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同现实生活的联系，使他们逐步走上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创作道路。

        左翼文化运动也曾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影响。在太阳社、创造社成立初期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有成就的进步文化人持贬低甚至否定的态度；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中，将鲁迅等作为异己力量加以攻击，中共中央发现后进行干预，指示停止这场论战，并请鲁迅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左联的筹建工作。左联成立后，仍有一段时间不能采取正确的策略，不会利用合法形式开展工作，不少杂志都是出版一两期即被查封。在工作中不顾文艺组织的特点，忽视创作，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散传单、贴标语、参加游行示威和飞行集会等冒险行动上。在组织队伍时，不注意广泛团结处于中间状态的文化工作者。在进行思想理论斗争时，有公式化、简单化的缺点。这些“左”的错误，曾使工作受到许多损失。

        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1932年11月张闻天在《斗争》上发表批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之后，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左翼文化工作者逐渐地认识到教条主义、关门主义的危害，并逐步地纠正过去的一些错误，实行策略上的转变。他们注意利用合法形式，采取多数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通过党外多种渠道进行活动，使工作能够持久地和扩大地开展下去。1933年7月1日创刊的《文学》杂志（由郑振铎、傅东华编辑），一直坚持出版到抗战初期。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虽屡遭当局封禁，但先后改为《新生》《大众生活》《永生》和《生活星期刊》继续出版，其中《大众生活》每期销量最多时达20万份。1934年创刊的《中国农村》《读书生活》和《世界知识》杂志，其中的一些文章不是空洞说教，而是注意联系实际和一般群众的思想状况，摆事实，讲道理，很受读者欢迎。左翼文化力量还逐步打入国民党当局办的各种报刊或中间性报刊中，打入电影公司、唱片公司和出版发行机构中，占领和扩大宣传阵地。左翼文化的这种发展势头，连国民党的舆论也惊呼为“似水银之泻地，无孔而不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影片《风云儿女》（夏衍编剧）的主题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歌声，喊出了中华民族的满腔悲愤，迅速传遍祖国大地，对动员人民奋起救亡起了巨大的作用。

        左翼文化运动，虽然曾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它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进程所作出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中传播进步思想、促进抗日救亡运动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尤其是锻炼出一支坚强的战斗队伍，许多人后来成为党在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的领导骨干。（供稿单位：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