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4年到1980年，我国在内地的十几个省、自治区开展了一场以战备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为基础的大规模基本建设，称为三线建设。所谓三线，是由我国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划分为三条线，一线指沿海和边疆地区；三线指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及湖南、湖北、河南等内地地区，其中西南（云、贵、川）、西北地区（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区。一、二线地区各自的腹地又俗称小三线；三线建设主要是指三线和小三线地区的建设，也包括一线地区设备、人员向三线的迁移。它历经“三五”、“四五”、“五五”三个五年计划，共投入2050余亿元资金和几百万人力，安排了几千个建设项目。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我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对以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三年继续调整的后期，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发生了向战备倾斜的重大转变。

　　从1963年起，国家开始考虑“三五”计划的编制。1964年二三月间，国务院先后召开全国工交和全国农业两个长期规划会议，在讨论指导方针的同时，也讨论了“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同年4月，国家计委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基本任务为三个方面：第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第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第三，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和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此外，提出要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重点、按比例地向前发展。这个《初步设想》，把过去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安排计划的指导思想，改变为以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因此，人们把它简称为“吃穿用计划”。这是党总结十多年经济建设经验，探索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一个重大认识成果。

　　60年代前期，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我国周边形势也逐渐紧张，美国对越南北方的战争逐步扩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工作中备战的问题摆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毛泽东表示要从准备战争的角度来考虑国内建设。在1964年五六月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问题前夕，毛泽东听取有关“三五”计划的汇报，讲了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他提出，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他还说到要搞酒泉钢铁厂和攀枝花钢铁厂。会议期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会议分组讨论情况的汇报时，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研究讨论“三五”计划问题。与会者一致拥护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应该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特别强调了备战。他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

　　越南战争升级后，党中央、国务院加快了三线建设的部署。1964年8月12日,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作了批示，并要求有关方面精心研究，逐步实施。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讨论三线建设问题的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提出现在工厂可以一分为二，抢时间迁到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项目都要摆在三线；一线能搬的项目要搬迁，短期不能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在不妨碍生产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一线。这一决定标志着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由以大力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生活为中心，转向了以加速三线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为中心的战备轨道。

　　1964年下半年，有关方面对西南、西北、中南地区的铁路、矿山、冶金和国防建设项目进行选点考察，初步选定一批厂址和铁路线路，拟定了三线建设项目的总体布局。10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一九六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总目标，即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从1965年初起，全国各地建设队伍陆续集中到三线地区，各种物资也源源不断运往内地。各省、市、区也加快作出三线建设的安排。1964年10月18日，广东省委向中央和中南局提出关于本省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的报告。报告就该省建设一系列小型兵工厂、化肥厂、军械修配厂和将广州及沿海城市部分民用工厂、高等学校迁至小三线等问题作出规划。毛泽东对这个报告作出批示，予以肯定。周恩来约集有关负责人进行研究，提出关于一、二线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了一、二线建设和备战工作的七项内容,包括建设一批地方的军工厂，从大城市搬迁一些必要的配套工厂到本省区的后方，并相应建设一些小煤矿、小电站,搞好公路、桥梁、渡口和通讯线路，建设一批储备战略物资的仓库，加强农业建设，迁建或新建一些必要的医院和学校等。这样，就形成了大小三线建设全面展开、齐头并进的局面。

　　从1965年夏起，三线建设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并在1965年至1966年形成一个小高潮。这时三线建设的主战场在西南大三线，国家大幅度增加了对三线建设的投资。1965年国家计划（包括中央和地方）安排用于三线的投资占基建投资的近三分之一；1966年计划安排用于大小三线及其他战备工程的投资占到基建总投资的一半。为使三线建设能尽快形成生产能力，还对一、二线经济建设采取“停”（停建一切新开工项目）、“缩”（压缩在建项目）、“搬”（部分企事业单位全部搬到三线）、“分”（部分企事业单位分出一块或两块迁往三线）、“帮”（从技术力量和设备方面对口帮助三线企业建设）等项措施。这实质上是国民经济布局的一次大调整。

　　起步阶段的三线建设发展迅速。仅1965年就完成全部搬迁计划的40%。1965年建成和部分建成的项目，接近在建项目的40%。1966年除继续进行已上马的重点项目外，贵州、甘肃、四川的一些大型项目开始上马。这一年还计划从一、二线续迁和新迁项目150多个。在三线建设的过程中，一大批工人、科技人员和干部及其家属听从党和政府的召唤，离开熟悉的城市，离开眷恋的故乡,奔赴祖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艰苦奋斗，辛勤工作，无私地奉献了他们的才智、心血和年华。

　　“三五”计划的制定和三线建设的展开，是加快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对于改善我国国民经济布局、推进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起了较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