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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友人在延安

谢伟思(图1)

约翰·S·谢伟思(英语:John S.Service,1909年8月3日——1999年2月3日)美国外交官。出生于中国成都美国传教士家庭。本姓塞维斯(Service),“谢伟思”为其自取汉名。1933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同年返华,在美国驻昆明、上海等地领事馆任职。1941年起历任驻华大使馆三等和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等职。1944年7月作为美军迪克西使团成员前往延安,曾会见毛泽东、周恩来等。赫尔利使华后受排挤,1945年6月因《亚美》杂志案受审,同年9 月被宣告无罪。后任驻日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等职。50年代受到麦卡锡主义严重迫害。著有《亚美论集:中美关系史上若干问题》等

谢伟思不是共产党人,甚至不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他只是一名美国职业外交官。但他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有真挚的同情。他心中充满美国人民所具有的传统良知。1944年,赫尔利接替高思任美驻华大使时,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已从“援蒋但不反共”转向表面“中立”,实际上单方面支持蒋介石。谢在此后的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提出以下建议:

在援助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同时,也给中共以支持。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尽快打败日本,也有利于和中共建立建设性的关系。鉴于蒋介石在战后必然会发动内战,而内战的结果一定是中共获胜,这样做更有其必要性,这叫做“未雨绸缪”。中共并非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完全是中国现实所造就的一股土生土长的革命势力。如美国处置不当,中共完全有可能真的倒向苏联。谢在1945年2月28日为大使馆起草的有关中国局势给国内的一份电报(当时,赫尔利回国述职。使馆几乎全体外交官在临时代办小艾奇逊的主持下,联名向国务院发回了这份被赫尔利称为“反叛”行为的著名电报)中是如此阐述这样做将会起到的作用:“毫无疑问,这样的政策将会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欢迎(当然,国民党统治阶层除外),并提高美国的威望。孙科本人就曾对一位负责的美国人说:‘如果美国径直通知蒋而非先征求他的意见,说美国决定援助中共和抗日游击力量,则将会迫使蒋和中共达成妥协。’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要解决中国内部问题,主要在于国民党自身进行改革而非相互作出让步。他们还不无道理地宣称:美国的‘不干涉’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在支持中国当前保守的领导人。如果我们采取这种基于接受中国现实的政策,则我们可以指望得到中国各派力量在对日作战中的合作、使中共倾向我们而不至于投向俄国人的怀抱。这样做还能够使国民党明白,他们当前明显在制定的内战计划是不可取的,从而导致产生有利于统一的某种和平局面。也许这种统一眼下不会完整,但却会给未来实现充分的民主制造和平气氛。”

1945年2月中旬,在谢伟思为即将回国的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所写的备忘录中,他首次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奉行类似盟国对南斯拉夫的铁托游击队所奉行的政策。即像丘吉尔一样,根据一切党派在和德国人作战中的努力的情况,而不是以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判断是否提供援助。

后来,人们在评价谢伟思的这些报告时称赞道:“这些报告和建议暗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不一定直接导致中美之间的一场冷战。的确,存在另外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可能避免后来发生的打乱了美国同亚洲关系的许多灾难。就算华盛顿的决策者仅仅认识到国民党的致命弱点,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还在成长的力量和她明显希望在战后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那么,中美敌对的年代就可能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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