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

　　全党普遍整风是从1942年春天开始的，从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是全党普遍整风阶段。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由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阶段转入全党普遍整风阶段；由少数高级领导干部的学习深入到全党各级领导机关的干部和党员的学习；由解决对政治路线问题的认识为主转变为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的阶段。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毛泽东的两个报告，全面阐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报告发表后，在延安“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4月3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由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组成，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在总学委领导下，延安的各单位、各系统包括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等都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延安有1万多名干部参加整风学习。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先后开展整风学习。

　　全党普遍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根据党内现实和历史的教训，吸纳张闻天的意见，将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学风，概括为两种主要的表现形态，指出：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但不懂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不了解中国实际，却又以“理论家”的姿态吓唬人。毛泽东指出，只知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而不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不能从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的人，是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毛泽东还指出，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虽有很可贵的经验，但如果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就有可能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主观主义，都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而“现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该宣传唯物主义，宣传辩证法。有书本知识的人，要向实际方面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要认真学习理论。

　　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也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宗派主义在党内关系上的表现，是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体利益，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以至向党闹独立性。毛泽东指出：“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①毛泽东指出，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上，以及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和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也要反对和防止宗派主义的倾向。毛泽东指出，党内相互关系要反对宗派主义的倾向，党外关系也要消灭和克服宗派主义。宗派主义在党外关系上的表现是对党外人士妄自尊大，看不起人家，藐视人家，这种倾向也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共产党员应团结党外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和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

　　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不论作报告、写文章、发指示，总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毛泽东指出，如果不把党八股除去，那么，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在全党普遍整风过程中，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整风的方针和方法。这是同“左”倾错误领导所实行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恰恰相反的。具体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八个字成为党内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的正确方针。实施的方法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说：“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③他强调要好好地说理，说这个工作“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

　　整风的方法和步骤是：认真阅读文件，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自我反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认识，总结经验，逐步取得思想认识的一致，增强党性，改进工作。

　　整风初期，一些党员和干部并未深刻理解党发动整风的深刻意图和真正意义。一位团政委张百春在谈到自己对整风的认识时说：“在冀南时，接到‘二一’报告(指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编者注)以后到旅部去，听教育科长说：‘要整风，学风、党风、文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都要整’。我当时想：主观主义是学风，我没有住过学校，学风没有我；宗派主义是党风，我没有亲戚朋友，没有和谁通信，党风没有我；至于党八股，我没有写过文章，也没有我。”④整风开始时有这种幼稚的想法的党员、干部不在少数。同时，也有“不少人受到自己经验的局限，说以为整风就是整领导。整什么领导呢?就是整那些直接面对他们的领导。那些高层领导中有什么东西要整，他们当时是看不清楚的。”⑤这样，就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转移到一大堆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上去。这种倾向不扭转，就会改变整风运动的方向。这一时期，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指导整风运动的开展。那个时候，许多单位办起墙报。在墙报上一些人以讥讽谩骂的方式批评延安存在的某些具体现象，吸引了许多读者。一天晚上，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墙报，认为这样发展下去，整风学习是不能达到预定目的的。他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⑥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谈道：整顿三风“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⑦。毛泽东提出：全党干部和党员普遍整风的内容，一是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一是结合学习检查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他的推动下，普遍整风在延安很快开展起来。

　　在整风学习中，广大党员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地学习，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思想上取得巨大的收获。例如，有一位同志在学风总结中写道：“我抱着去西天取经回来当骨干的思想进了马列学院。在马列学院一心读书，博览马恩列斯著作，专找古典著作以至英文版原著看，背诵英文《共产党宣言》。做笔记，记索引，编提纲，像新术语词典那样地把名词、术语编纂成册……毛主席在整风报告里反复讲，不应该死读马列主义条文，而是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按照毛主席的说法，看看我回到前方部队后，在工作中是怎样应用的呢?譬如在冀南军区轮训时，有一个军事教员主张相信共产党是为了生前，信奉天主教是为了死后。我批评他这种错误言论时，讲了什么是唯物论、唯心论，没有根据他的思想行动，批评他的这种错误言论，揭露其错误实质。会后有的同志对我说，你讲的理论深，但是，听不懂，不知道他究竟错在哪儿……从根本上来探讨，是否违背了理论联系实际和学以致用的原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不是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实际工作问题，调查研究，找出事物的发展规律，制定正确的方针、计划，创造出理论来。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因此，这种教条主义又是形而上学的。”⑧像这位同志一样，通过整风学习以后，思想上有一个巨大的飞跃的党员和干部，在延安不是少数。

　　在整风过程中，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十分重视。抗战爆发后，有不少文艺青年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在国难当头的日子，他们满怀救国热情，但对如何掌握革命文化的武器为抗战和人民大众服务，如何与工农兵结合正确发挥自己的才能，并不是很清楚的。周扬曾经回忆说：“他们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艺界来往，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这怎么成呢?你以为这个问题简单吗?可不简单啊。结合，你怎么结合的了啊，这些人都三四十岁了，有了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还蛮大的。”⑨在文艺界内部，相互之间也存在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的现象，包括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对文艺界的问题也投入了很多精力来加以解决。

　　为了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毛泽东接触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他花很多时间同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丁玲、罗烽等交换意见，除分别交谈外，还约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陈荒煤、曹葆华、姚时晓等几位党员作家到杨家岭他的住处召开小型座谈会，了解文艺界的情况。毛泽东深入细致的作风和真诚坦率的态度，得到许多文艺界人士的尊重与信赖。当时，萧军因为工作中的矛盾想离开延安。临行前，他到毛泽东那里辞行。毛泽东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要离开?萧军回忆说：“我看他那么诚恳，那么热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无保留地同他谈了。他听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认延安是有些缺点的，另一方面也希望我及时反映，帮助改正。”⑩毛泽东还写信给萧军，坦率地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又关切地提醒他：“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11)女作家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后，毛泽东诚恳地对她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丁玲深受启发，她后来说：“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12)毛泽东在约文艺界朋友谈话中，也就文艺界的问题阐发自己的观点。1942年4月间，毛泽东约请艾青交谈。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

　　“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

　　“我说话有人听吗?”

　　“至少我是爱听的。”(13)

　　艾青将委托他收集的文艺方面的意见材料交给毛泽东，并经修改成文章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

　　毛泽东在同刘白羽的谈话中，刘白羽在汇报中谈到文艺界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大家心是好的，只是表现不好，起了坏作用。毛泽东听后笑了起来。在后来的谈话中毛泽东向刘白羽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和深入工农兵的思想，使刘耳目一新，豁然开朗(14)。

　　经过几个月的认真调查和充分酝酿，毛泽东弄清了情况，也逐步形成对文艺政策方面的看法。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来解决存在的种种问题。1942年4月27日，毛泽东请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主编舒群草拟一份准备约请与会的人员名单，他又补充了自己认为应该与会的人的名字。随后中央办公厅按照名单制作并发出100多份，由毛泽东和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署名的油印的粉红色油光纸请帖，上面写着：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此致

　　毛泽东、凯丰 4月27日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有100多人到会。这次会议先后召开了三次大会。在5月2日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这就是后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部分)。毛泽东开宗明义地阐明了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接着论证了文化大军对于革命事业的重大意义。他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这个《讲话》正式发表时，改为“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在回顾了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的发展和评价了它的历史作用后，深刻地指出当时的文艺工作者所面临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毛泽东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干部，这就发生了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毛泽东结合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讲述了知识分子接触，工农、转变感情的过程，给与会者留下了强烈的难忘的印象。接着大家毫无顾忌地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人提出人性论，有人提出爱是永恒的主题，也有人认为马列主义会破坏创作情绪，等等，气氛活跃，畅所欲言。

　　这次会议对文艺界整风开了个头。毛泽东《讲话》的“引言”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并且觉得十分亲切和容易接受。何其芳后来回忆说：“我那时当然不能说已经理解‘引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深刻意义。但听了以后，也感到那是一些很新鲜、很重要，平时自己没有想到，一听就终身难忘的问题。”(15)第二次会议是5月16日召开的，会场还在中央大礼堂，仍然是大会讨论。与会者争相发言，且有不同意见的交锋。毛泽东、朱德等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并时而深刻时而诙谐地插话。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山说：“大家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管对的、错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来。讲完之后，也没有向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做到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来讨论解决，不带一点强迫的性质，发扬了艺术民主，使大家心情非常舒畅。”(16)

　　第三次会议是5月23日召开的。毛泽东在大家发言后，为大会做总结讲话。面对着文艺界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种种问题，毛泽东不是就事论事地纠缠在这些具体问题上，而是高屋建瓴地从问题的根本入手。他一开始就说：“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毛泽东一下子从千头万绪中抓住了要领。萧军评论道：“毛泽东看问题深刻，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17)毛泽东在讲话中尖锐、深刻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18)毛泽东还指出：“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的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19)毛泽东深刻地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0)毛泽东对讨论中暴露出来的许多思想问题，就其中比较重要的进行了分析。他最后说：延安文艺界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他相信经过整风，大家“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21)。毛泽东作结论发言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会场从室内挪到礼堂外边的露天下来了。煤气灯放射着耀眼的白色的光辉，大家安静地围坐着。何其芳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毛泽东讲话所揭示的内容，“问题是重大的，而且是很尖锐的，然而毛泽东同志却讲得那样和蔼，那样亲切，就像一个慈爱的长者”(22)。公木回忆道：“到5月23日下午，毛泽东作结论。大气磅礴，高屋建瓴，首先有针对性地提出看问题和处理问题要从实际而不是从观念出发的方法论问题，简明扼要而从纵深广阔地摆出当时文艺工作者面临的现实。然后指出文艺工作者的中心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和如何为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或者说在此前提下，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包括文艺方针、政策、路线问题。条分缕析，深入全面，严谨的逻辑，流动的风趣，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智慧光芒，不只显示出发人深省的理性说明力量，而且实具有沁人心脾的美学感染潜能。”(23)朱德也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针对有些人自夸要做世界第一作家的观点，明确指出：“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针对有些人反对转变立场的观点，他说：“岂但要转变，而且要投降。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党的问题，后来到德国，才入了党，我投入无产阶级，并不是来当总司令，后来打仗多了，为无产阶级做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的。”他号召大家多写反映前方的斗争，反映后方的生产斗争的通讯和报告文学。针对“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的说法，理直气壮地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24)朱德的话言简意赅，发人深省。

　　总之，毛泽东、朱德等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许多人思想上豁然开朗，在眼前展现出一个新的天地。延安文艺界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创造出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譬如，戏剧方面有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认字》，中央党校京剧队的《逼上梁山》、延安评剧院的《三打祝家庄》；小说、诗歌方面的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等。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能涌现出这样一大批优秀作品，是与文艺界整风分不开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7—82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8页。

　　④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页。

　　⑤ 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⑥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83页。

　　⑦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39页。

　　⑧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217页。

　　⑨ 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载《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⑩ 萧军：《难忘的延安岁月》，载《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11)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12) 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载《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

　　(13) 转引自余飘：《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14) 参见《延安的锣鼓》，载《人民日报》1992年5月4日。

　　(15) 何其芳:《记延安文艺座谈会》，载《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

　　(16) 欧阳山：《我的文学生活》，载《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17) 萧军：《难忘的延安岁月》，载《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6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7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7页。

　　(22) 转引自余飘：《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23) 转引自余飘：《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6页。

　　(24) 转引自余飘：《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6页。

延安整风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