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在治国理政新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集中展示了我们党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中国外交作为党治国理政实践的重要方面，践行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承担了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分析、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战略，对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战略，对凝聚亿万人民合力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外交战略继承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内容，在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外交战略目标的界定以及外交政策的选择上通常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主要包括该国对当时国际社会所处时代的认识和对国际格局的基本判断、对外交战略目标的界定，以及为实现外交战略而执行的外交政策等三个层次。（参见高金钿主编：《国际战略学概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页；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73页；王家福：《国际大战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李映周：《中国的新外交战略和韩中关系》，时事出版社，1997年，第9页；等等。）都基本保持了延续性。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实力、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提升以及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都深刻反映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可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在体现继承性的同时，也体现出显著的发展性和创新性特征。本文主要从时代主题、外交目标、外交政策三个层次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发展变化，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的鲜明特点。

　　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坚持和发展

　　对时代主题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和判断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是一个国家确立和调整外交战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其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们党坚持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认识，认为世界大战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7页。）。因此，中国的外交战略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着重点主要放在维护国家安全上。为此，中国几乎动用所有的国家战略资源来实现这一目标。发展经济虽然在国家决策层的意识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客观的安全需要使得这一目标在大部分时间未能成为国家的中心工作。甚至到了改革开放前夕，党仍然维持着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判断，坚持认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国际形势的主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7年8月12日），《人民日报》1977年8月23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完成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随着中国与世界交流、合作的不断加深，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判断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0页。）。在对国内和国际大局综合研判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2年9月1日），《人民日报》1982年9月8日。）这一基本论断，实现了党对时代主题认识和判断的根本性转变，并据此开始逐渐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党的十三大首次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正式确立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新认识。在此后的20多年中，江泽民、胡锦涛两代领导人根据国际形势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潮流，并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认识和判断。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判断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确立和调整中国外交战略的依据和基石。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继承了改革开放以来对时代主题认识和判断的主要内容，认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43页。）。这一判断标志着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改革开放以来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基本内容，为中国确立新时期的外交战略定了调、奠了基。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强调：“这个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2013年3月23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这是习近平首次在国际场合向世界表达了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时代主题的基本看法。2014年9月10日，习近平在访问塔吉克斯坦前夕，在塔新闻媒体上发表的署名文章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依然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习近平：《让中塔友好像雄鹰展翅》，《人民日报》2014年9月11日。）。11月17日，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中再次强调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认为“当今世界的潮流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习近平：《携手追寻中澳发展梦想并肩实现地区繁荣稳定——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2014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8日。）。2015年4月22日，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习近平不但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时代潮流，而且更进一步指出：“各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4月22日），《人民日报》2015年4月23日。）可见，十八大以来，党在时代主题问题上继承了改革开放后的基本认识和判断，坚持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认识，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向国际社会强调了这一基本认识和判断。

　　党在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对世界局势保持乐观态度的同时，也认识到“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世界仍然很不安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3页。，表达了强烈的忧患意识。2012年12月27日，即党的十八大结束后不久，习近平在会见第六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耶雷米奇时指出：“世界大势总体稳定，但各种问题和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会见联合国大会主席时主张各国携手实现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公平正义》，《人民日报》2012年12月28日。）2014年11月28日中央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对国际局势的总体看法是，“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表达了对影响和平与发展因素的深深忧虑。2015年4月22日，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习近平在强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时代潮流的同时，列举了和平与发展的诸多挑战：“局部动荡此起彼伏，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南北差距依然悬殊，亚非国家的主权安全、团结合作、共同发展依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习近平：《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4月22日），《人民日报》2015年4月23日。）。可以看出，党对时代主题和世界局势的看法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即事物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在看到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和世界潮流的同时，也看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艰难和曲折，既有战略的坚定性，也看到在实现目标的实践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下，如何维护、实现这一主题是党认真思考的重大战略问题，而实现“合作共赢”是这一思考的结果，也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十八大提出的“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4页。）是党提出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克服不安宁因素的主要途径，也是继党的十七大提出“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后，党代会报告中首次增加“共赢”这一表述。从“合作发展”到“合作共赢”，表明党对时代潮流的认识和把握更全面更深刻，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判断。实践证明，这一外交理念契合了时代潮流，把握住了时代方向，因而赢得了较为广泛的外交赞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后，中国领导人利用不同外交场合向国际社会宣示这一理念。2012年12月27日，习近平在会见第六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耶雷米奇时指出，中国“推动实现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公平正义”（《习近平会见联合国大会主席时主张各国携手实现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公平正义》，《人民日报》2012年12月28日。），向国际社会明确表达了中国要与世界各国实现“共赢”而非“零和”的基本理念。此后，习近平在出访中，尤其是访问发展中国家时，多次强调这一理念。2013年3月27日，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发表的主旨讲话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我们要深化互利合作、谋求互利共赢”（习近平：《携手合作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2013年3月27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28日。）。3月29日，习近平在刚果共和国议会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习近平：《共同谱写中非人民友谊新篇章——在刚果共和国议会的演讲》（2013年3月29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30日。）6月5日，习近平在墨西哥参议院的演讲中指出：“在发展进程中，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发展，努力给世界带来更多机遇。”（习近平：《促进共同发展共创美好未来——在墨西哥参议院的演讲》（2013年6月5日），《人民日报》2013年6月7日。）可见，我们党不仅坚持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判断，而且认识到要维护好、发展好这一时代主题，必须要坚持合作、共赢，在相互的合作中取得共同的发展进步，从而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二、对外交战略目标的拓展和深化

　　外交战略目标，是一个国家通过自己的外交努力力争达到的最终境地，是外交战略要围绕和服务的基本对象。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判断下，中国外交战略的目标是“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1977年8月18日），《人民日报》1977年8月21日；《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日报》1977年8月24日。），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安全上的需要迫使中国不得不以主要精力应付来自外部的威胁。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4页。）。中国外交战略的首要任务“就是争取和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1998年12月19日。）。30多年来，为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一直是中国外交战略追求的首要目标。

　　对时代主题、世界格局的判断不同，外交战略的目标就会不同；国家实力及国际影响力发生变化，外交战略目标也会随之调整。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外交所要追求的目标也发生了深刻变化。2013年1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10月26日，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际大局就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从中可以看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战略所要追求的目标有两个：在国内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在国际上是为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与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外交活动相比，中国外交战略目标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关于国内大局，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大型展览《复兴之路》时提出来的，其核心内容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外，“人民幸福”已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必备要件。习近平在访问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时不断强调这一理念，使之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中国梦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实现中国梦是中国外交的新任务。

　　关于国际大局，即为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外部条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战略为经济建设争取良好外部条件这一目标的拓展和深化。在国际视野下，外交战略的目标不再仅仅局限于经济建设，服务于改革和稳定也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目标。改革是经济建设继续深化的动力，稳定则是经济建设必须具备的外部环境，在三者中，核心还是发展，即经济建设。党的十八报告强调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8页。），充分肯定了外交战略为经济建设服务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中国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为改革发展争取了有利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页。）。2013年3月27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中也强调：“我们将继续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继续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携手合作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2013年3月27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28日。）可见，经济建设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并没有改变，外交战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目标始终如一。

　　经济建设的需要推动着外交战略目标的确立和调整，而改革则为经济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30多年的改革开放自始至终与国际形势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它“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世界经济接轨，推动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中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发展吹响了号角。“依靠深化改革开放破解难题，培育发展新动能”（《李克强在部分省（区、市）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强调巩固经济基本面培育发展新动能依靠深化改革开放破解发展难题》，《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6日。），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不管是在国内大局中还是国际大局中，中国外交战略目标有一个潜在的关键词——和平崛起，这也是隐含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一条主线。中国如何实现和平崛起是党着重考虑的重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都极为关注的问题。“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是党在实现和平崛起过程中的基本态度和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给世界各国的庄严承诺。在外事活动中，习近平将中国和平崛起带给世界的是机遇而不是威胁的美好前景作了更加清晰的描述。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发展壮大，带给世界的是更多机遇而不是什么威胁。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2013年3月23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5月底，习近平在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书面采访时指出，中国“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习近平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书面采访》，《人民日报》2013年6月1日。）。6月7日，习近平在同奥巴马举行加州庄园会晤时表示，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习近平同奥巴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人民日报》2013年6月9日。）。这就更加完整和清晰地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坚定决心和中国的和平崛起必将为世界带来和平和机遇的坚定信心。

　　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中国如何处理与现行国际体系的关系是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更是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极为关注的焦点问题。与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崛起之间通常绕不过的“修昔底德陷阱”相比，中国所要实现的是和平崛起，是在遵守并不断健全完善现行国际体系的情况下，利用合作共赢的方式实现和平共处、共同发展。201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庄严宣告中国将裁军30万，彰显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胸怀。9月24日，在中美元首会谈中，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强调增强中美战略互信，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9月26日。）这一论述明确表达出中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下实现和平崛起的意志和决心。9月28日，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习近平再次向世界表达了对现行国际体系的认识和中国和平崛起的决心：“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2015年9月28日），《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为此，中国积极付诸实践，设立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为联合国提供维和待命部队等，体现出和平崛起的真实意愿。

　　三、对外交政策的继承和创新

　　外交政策，通常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为实现国家外交战略所采取的方式方法。

　　新中国成立以来，“独立自主”与“和平”就被确定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外交实践中始终坚持这一原则立场。但囿于当时的国际局势和国家安全环境，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判断下，一定时期内，这些原则有时体现得并不十分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对时代主题判断的转变和对国际局势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外交中的独立自主与和平的原则得到充分展示，逐渐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自身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以及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党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基本内容的同时，又加入了符合时代特征的因子，使其无论从内涵上还是外延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既体现出继承性，又体现出创新性，表现出与时俱进的品格。

　　关于独立自主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独立自主就被确定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原则。即使在冷战环境下，中国也坚守了这一原则，并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自身的独立自主。近些年来，一些学者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体系压力和区域结构性矛盾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应该放弃不结盟政策，防止不断增大的国际压力阻碍中国实现民族复兴，“我们需要广泛结交战略利益相同的盟友，特别是有实力的国家。以此降低国际压力，为民族复兴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阎学通：中俄战略关系最具实质意义》，《国际先驱导报》2013年3月22日。），并具体列举了中国的潜在结盟对象。在这样的国际格局和舆论环境下，党依然保持了外交定力，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向世界发出了不结盟仍然是中国外交战略基本原则的宣言。

　　2014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从而形成了“结伴而不结盟”的外交原则。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其一，建立伙伴关系的前提是坚持不结盟原则；其二，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遍布全球。结伴而不结盟是中国处理与他国关系的新思路，彰显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独立自主本色。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再次向世界发出了中国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坚定声音：“我们要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2015年9月28日），《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可见，党对中国应该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清醒而坚定。这一原则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总之，在多极化的国际背景下，在中国承受巨大安全压力的情况下，在一些学者呼吁中国放弃独立自主原则而建立结盟体系的氛围中，党清醒而坚定地认识到独立自主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基础性作用不可动摇，显示了超常的外交定力和清晰的外交思路。

　　关于和平原则。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经过艰辛探索和不断实践逐步形成的。在长期外交实践中，中国始终高举和平的旗帜，提出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和奉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向世界作出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承诺，强调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十八大以来，党不但坚持了和平原则，更是不断对其加以丰富和发展。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中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必须有和平国际环境。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2014年3月27日，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对和平在实现中国外交战略目标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阐述，深刻指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大的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需要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实现梦想。天下太平、共享大同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理想。”（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3月27日），《人民日报》2014年3月29日。）可以说，中国梦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重要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杨洁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求是》2013年第16期。）。11月17日，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不会动摇（习近平：《携手追寻中澳发展梦想并肩实现地区繁荣稳定——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2014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8日。）。由此可见，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2014年3月28日），《人民日报》2014年3月30日。）。

　　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如何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呢？习近平在讲话中给出了清晰而明确的答案：“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走互利共赢之路就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理念。在处理国际和地区事务时，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立场和政策，说公道话，办公道事；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坚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坚持平等民主、兼容并蓄，尊重文明多样性（习近平：《携手合作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2013年3月27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28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习近平：《共同谱写中非人民友谊新篇章——在刚果共和国议会的演讲》（2013年3月29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30日。）；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等等。这些都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方式、方法，也是符合国际潮流和时代主题的主张。

　　中国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是仅停留在原则上，而是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例如，2013年九十月份，中国与有关国家倡导的“一带一路”构想，经过充实完善，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成为国家战略。建设“一带一路”是我们党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推进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意义重大，它不仅是助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构想，更是沿线各国的共同事业，有利于将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的优势。又如，中国主导创办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制的一种有益补充，是中国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得到了包括西方大国在内的广大国家的欢迎和支持等等。这些具体措施是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服务的，更体现出中国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和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

　　当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家利益的多元化不断增强，中国外交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维护和巩固中国发展势头与推进经济发展的阻力也在加强，中国寻求和平发展的难度在加大（转引自赵可金：《中国外交3.0版：十八大后的中国外交新走向》，《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承受压力和化解压力逐渐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在和平发展中如何实现自身利益，如何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处理好与他国的关系，也就是说当利益受到威胁时，中国是否还坚持和平发展战略，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一些国家试图将此作为挑战中国国家利益的“试金石”，不断试探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意志、能力和底线。如果中国作出反应，就散布“中国威胁论”，给中国外交造成压力，阻碍中国的和平崛起。十八大以来，党在对外场合多次强调守底线原则，展示出中国在保持世界和平与发展前提下维护自身利益的坚定决心。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4页。）习近平在多个外交场合明确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决不放弃正当权益，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不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可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既定的外交道路，同时，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不意味着中国要以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为代价，在和平发展道路上维护国家利益是中国外交的明确原则。明确而坚定的外交战略宣示，纠正了外界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误读，全面展现出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内涵。

　　四、中国外交战略的新特点

　　我们党科学判断时代潮流，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特点，以战略高度和前瞻视野推出新理念，采取新举措，展示新气象，使“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更有全球视野、更有进取意识、更有开创精神”（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延续性与发展性的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具有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既保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大政方针延续性和稳定性”（杨洁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求是》2013年第16期。），也呈现出与时俱进的新特点，体现出连续性、稳定性与发展性的有机统一。

　　从延续性方面看，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保持了改革开放以来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外交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环境的外交战略目标以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选择，同时呈现出很多“变”的内容，体现出发展、深化、创新性特点。时代主题方面，党在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也充分估计到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提出以“合作共赢”的理念来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外交战略目标方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为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是中国外交的两个大局，体现了外交战略要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条件的隐形主线；外交政策方面，中国仍然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但加入了体现时代特征、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时代因子，体现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气象。

　　可以说，党的十八以来，中国外交从理念到实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凸显出外交与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契合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这是我们党从当前的国内和国际背景出发所作出的积极战略调整。这种调整既体现出延续性的一面，又体现出发展性的一面，是延续性与发展性的辩证统一。正确理解中国外交战略的继承性、发展性、创新性及其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当前和今后中国外交战略的特点和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二）外交新理念与务实担当精神的统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3页。）。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第一次将这一理念传递给世界，显示出中国对人类文明走向的高度关注和清晰判断。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根据有关统计，习近平在谈话中有60多次谈到“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对命运共同体的不断阐释，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体现了中国追求建设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目标，贯穿于党治国理政尤其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全过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党在深刻洞察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演变大趋势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大潮流的前瞻性思考，承载着中国对建设美好世界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成为中国外交的又一面重要旗帜”（王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之年》，《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3日。）。

　　中国外交不仅有新理念，也有务实担当精神，既仰望苍穹，也脚踏实地，体现出中国知行合一的传统文化特征。中国外交战略中的“知”与“行”统一于“负责任大国”建设。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4页。）建设“负责任的大国”展示出中国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和在未来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角色的决心。在联合国的讲台上，习近平向世界宣示了中国希望并一直努力扮演的角色：“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将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这显示出中国敢于担当和勇于承担更多责任的明确立场。面对国际上众多的热点和难点，中国并非采取一种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姿态，而是积极参与其中，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和积极作为的姿态，发挥建设性作用。

　　既有外交理想，又有务实担当精神，中国特色外交战略轮廓愈加清晰。这既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内容的继承，更是对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所追求的外交战略目标以及与国际社会互动过程客观分析、研判后的应对结果。

　　（三）全面布局与突出重点的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适应，中国的外交战略涉及的内容日益呈现出多领域、多层次的特点。与此相适应，党在外交战略上既全局谋划，又重点突出。

　　在全局谋划上，习近平一再强调中国外交要有大局观、整体观，要围绕着中国和平发展战略这个中心开展工作。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主持召开会议，对外事工作谋篇布局，提出加强顶层设计。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到经略周边，从秉持正确义利观到捍卫核心利益，都是站在战略高度和全局角度分析和处理问题。在外交实践上，中国外交越来越体现出全方位和多支点的特征，除推进在政治、经济以及安全领域的传统外交外，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等方面的外交也全方位展开，全面推进。中国外交的内涵更加丰富，布局更加立体。

　　突出重点也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一大特色。从错综复杂的外交事务中，我们党清晰地看到中国外交的四大重点：一是周边外交。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2013年10月召开的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中央主要领导悉数参加，体现了党对周边外交的高度重视。会议提出了处理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的新理念，反映出周边外交在中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参见《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二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基石。在2014年11月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切实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把我国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延续了中国重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传统。三是与大国的关系。处理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在大国关系上，党的十八提出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和任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4页。）。其特点是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对话、拓展务实合作、促进利益融合（王毅：《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2日。），但也因对象各异而体现为不同的战略，比如中美之间是增强战略互信，中俄之间是增强战略互补，中欧之间是加强战略互动等等。四是推进多边外交。多边外交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发挥大国作用的重要舞台。中国通过参与二十国集团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亚信峰会、东盟系列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核安全峰会等多边外交，为维护国际、地区和平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也推动了中国发挥与自身国情和国家利益相适应作用的负责任大国建设。

　　综上所述，从十八以来我们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外交战略目标的界定以及外交政策的选择可以看出，中国外交战略中体现出的新特点既是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的结果，更是与我们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奋斗目标良性互动的结果，当然也体现出党的领导人的个人风格和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清晰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脉络。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北京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