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双周座谈会”到“双周协商座谈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对话机制的历史考察

　　摘要:“双周座谈会”是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建立的一种工作制度。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前，全国政协共举行了114次“双周座谈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双谈”停止活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双谈”传统得以延续。中共十八大后，全国政协在继承“双谈”传统基础上，创立了“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使“双谈”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双周座谈会”及与之相关的协商对话机制，作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凝聚共识、共商国是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时期为国家各方面建设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也见证了新中国统战工作的历史变迁。

　　关键词：人民政协；双周座谈会；统一战线；民主党派

　　“双周座谈会”（以下也简称“双谈”）是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建立的一种工作制度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建立了以下工作机构和工作制度：各工作组；工作会议；双周座谈会；学习座谈会；秘书处。（参见《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第52—54页。），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央人民政府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国是的一种方式。从1950年4月到1966年7月，全国政协共举行了114次“双周座谈会”（郑万通：《人民政协六十年的光辉历程和重要启示》，《人民政协报》2009年9月17日。），对协调统一战线内部关系，促进各党派团体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双谈”停止活动。1979年12月，邓小平亲自批准了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关于举行“双周座谈会”问题的报告，使“双谈”传统得以延续（牛旭光：《邓小平与新时期人民政协》，《人民政协报》2004年8月2日。）。中共十八大后，全国政协在继承“双谈”传统基础上，创立了“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使“双谈”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并成为政协协商民主的经常化平台和重要方式之一。

　　当前，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相关资料多限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等媒体的报道，以及《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相关大事记、相关领导的文集文选及回忆录、一些省市地方志中的些许论述，能够找到的专门研究成果屈指可数（代表性的成果有林怀艺：《“双周协商座谈会”的产生与发展》，《理论探索》2014年第4期；张西洛：《双周座谈会》，金瑞英主编：《风雨同舟四十年（1949—1989）》，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姚俭建：《政协专题协商方式的探索与启示》，《人民政协报》2014年4月23日。），系统的研究尚未发现。而通过对“双谈”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其伴随新中国历史变迁所经历的命运起伏，而且有助于了解与其相关的人民政协地位的发展变化及新中国历史的巨大变革。为此，笔者不揣浅陋，在广泛搜集相关资料基础上，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双谈”这一制度确立、停止以及重启的历史过程进行系统梳理，并对重启后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双谈”进行比较，总结异同，以期对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双谈”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中国共产党就有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协商合作的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合作，共同为坚持团结、抗战、进步而努力。抗战胜利后的旧政协和国共和平谈判期间，共产党又同他们一起为实现和平、民主而共同奋斗。解放战争后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等五十五人发表对时局意见》，《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生纪事暨资料选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216页。），积极参与新政协，制定《共同纲领》。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更有条件和必要继续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继续合作下去。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错综复杂的形势和繁重艰巨的任务，也“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各界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共同奋斗”（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522页。）。

　　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此后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职责定位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包含：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同时，《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页。）

　　为了使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合作的传统和做法规范化、经常化，1950年3月14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工作会议，章伯钧、史良等人提议，应该经常举行各党派间的座谈会，以沟通思想，对政策时事、统一战线工作交换意见。意见一提出，当即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并形成决定，“举行各民主党派座谈会，每两周一次”（《双周座谈会的由来》，《统一战线100个由来》，华文出版社，2010年，第79页。），将座谈会定名为“双周座谈会”（《从双周座谈会到双周协商座谈会》，《人民政协报》2014年9月20日。）有关“双谈”的起源，有两种意见，一是起源于重庆。据记载：“这种双周座谈的形式，滥觞于重庆，以后便成为我党运用的、为党外人士所熟悉的统一战线政治活动的一种普遍运用的好传统、好形式。”（参见《广东文史资料精编》下编第5卷《广东人物篇》（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272页。）二是起源于香港。郝在今指出，中共发出“五一”口号前，中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向各民主党派驻港机构倡议举办“双周座谈会”，大家一起讨论交流；“五一”口号发出后，双周座谈变成连日座谈，5月1日、5月2日，两天连续讨论，各党派领袖积极发言。（参见郝在今：《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第24页。）。该座谈会以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的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所推派的代表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为主体，每两周举行一次时事政治座谈会。主要目的是沟通思想，就时事政治和统一战线工作交换意见。1950年9月21日，全国政协通过了《双周座谈会暂行组织办法》。《办法》规定了“双周座谈会”设立的目的是“联合各人民团体为交换有关思想、政策、时事及统一战线工作意见”；座谈会的参加人员，分为当然参加、自愿参加及临时邀请参加三种；参会人数“以住京者为限，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人民团体出席双周座谈会代表之人数，经各参加单位协商决定，但每一单位至多不超过五人”；座谈会的主席，由总部在京之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依政协次序轮值其排列如下：（1）中国共产党，（2）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3）中国民主同盟，（4）中国民主建国会，（5）无党派民主人士，（6）中国民主促进会，（7）中国农工民主党，（8）九三学社，（9）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座谈会每两周开会一次，由轮值主席召集。座谈的题目于前一次座谈会决定等。（《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35—136页。）《办法》为“双谈”提供了基本的政策和法律依据。

　　作为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双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协参政议政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1950年4月“双谈”召开第一次会议到1966年7月停止活动，全国政协举行“双周座谈会”共计114次，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50年4月到1954年6月，共召开座谈会55次（《统一战线100个由来》，第80页。）。这一时期，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建立的一项协商制度，“双谈”主要围绕《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页。）开展活动。结合当时新中国为巩固新生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双谈”主要进行了以下主题的座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亚太区域和平会议筹备情况等。此外，针对统一战线工作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围绕加强思想改造等方面问题进行座谈，交换意见等。“双谈”历史上讨论最热烈的一个主题是朝鲜战争。从1950年七八月开始，“双周座谈会”曾讨论过八九次朝鲜战争的问题。罗隆基提出，各民主党派应发表一个联合宣言，目的是一方面表明各民主党派共同的立场，都支持援助朝鲜；另一方面拿出具体的意见提供给全国人民，让大家明确知道该如何援助朝鲜。罗隆基的发言，得到了陈劭先、蓝公武等人的支持。1950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反对美国侵略朝鲜，推动了全国性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从双周座谈会到双周协商座谈会》，《人民政协报》2014年9月20日。）1954年6月4日，“双周座谈会”座谈了关于日内瓦会议问题，之后便暂时中止了活动。1955年4月15日召开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双周座谈会”改为不定期举行，由秘书长根据情况召集（《统一战线100个由来》，第79页。）“双周座谈会”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政协的一种协商对话机制，深入人心，影响深远。（双周座谈，顾名思义是每两星期开一次会，但实际上，却往往按需要提前或推后。在后来由双周改为不定期再改为每周举行一次时，人们仍习惯上称这种座谈会为“双周座谈会”，“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文献中也这么指称。）。

　　第二个时期：1957年12月到1958年4月，共召开座谈会11次（《统一战线100个由来》，第80页。）。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后，人民政协完成了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历史任务。虽然政协不再是国家权力机关，但也不是一般的人民团体，而是党派性质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1957年5月8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参加的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座谈会上，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提出建议，希望“恢复双周座谈会”，以此来密切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这个建议，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得到各党派领导人的一致赞同，并推定张执一（中共）、邵力子（民革）、罗隆基（民盟）、谭志清（民建）、许广平（民进）、黄琪翔（农工民主党）、严希纯（致公党）、茅以升（九三学社）、李纯青（台盟）等九人负责筹备。由于《双周座谈会暂行组织办法》规定了一个广泛的参加人员范围，据1951年12月的统计，一次座谈会参加人数最多时有200多人。短短的半天时间内，200多人显然无法深入交换意见，更无法就各种问题展开讨论，这样的会议更类似于报告会。这与座谈会的创立初衷不符，以至于最后对《双周座谈会暂行组织办法》进行了修改。“双周座谈会”改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中共领导的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不再派代表参加。（《从双周座谈会到双周协商座谈会》，《人民政协报》2014年9月20日。）在6月1日各党派领导人的座谈会上，正式决定以后改为每周举行一次座谈会，性质和内容，与以前的“双周座谈会”相同（参见张西洛：《双周座谈会》，金瑞英主编：《风雨同舟四十年（1949—1989）》，第87—89页。）。

　　从1957年起，由于“左”的错误路线的干扰，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功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做法流于形式，民主党派无法通过参政议政发挥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作用。“双谈”的内容也由第一阶段讨论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转变为对民主党派的思想改造，主要是关于反右派斗争、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和民主党派整风问题。如：在1957年12月14日、18日、28日，座谈关于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分子和民主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1958年1月10日至24日，连续举行了4次会议，讨论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如何开展整风的问题，并讨论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和《对96名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的草案。随后在2月27日举行的“双谈”扩大会议上，协商讨论通过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在各个民主党派内部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草稿）》。（《当代中国的民主党派》，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第240页。）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会上说：“要通过整风掀起一个自我改造的运动，来一个自我改造的大竞赛，在立场上和思想上来个大跃进。”（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656页。）1958年4月，“双谈”组织了两次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交心运动的经验交流会，除由一些人汇报个人交心的经验和体会外，会上还号召大家要“再接再厉，交深交透”，“彻底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对交心运动起了助推的作用（《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第157页。）。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这种形势下，1958年下半年政协全国委员会组织委员和各界民主人士参加劳动锻炼、去外地参观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时，也都强调要学习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干劲和创造精神，加速进行自我改造，从而加深了他们的紧张情绪，政协的日常活动也因此出现了低潮。1958年5月到1960年1月，“双周座谈会”再次停止活动。

　　第三个时期：1960年2月至1966年7月，共召开座谈会50次（《统一战线100个由来》，第80页。）。“大跃进”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对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的关系上，中共中央提出“一张一弛”的方针，主动采取措施缓和与他们的紧张关系，强调要着重推动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技术革命的实践，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中共中央开启了分期分批给右派分子的摘帽工作，并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上述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此前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紧张关系。在1959年12月16日至1960年2月18日召开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工商界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预备会期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大、中、小型各种会议形式，广泛座谈，畅所欲言，对工商界当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鉴于当时国内外紧张的形势给代表们带来的压力，李维汉建议会议采用“神仙会”“神仙会”是一个形象化的用语，其实质是用和风细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达到明辨是非、提高认识、改造思想、加强团结的目的。“神仙会”是用“三自”和“三不”办法来体现这种精神的。“三自”，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用“三不”来保证“三自”，用“三自”“三不”达到敞开思想、讲心里话、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神仙会”就是创造一种条件，使那些思想上有顾虑的人，能够解除顾虑，敞开思想，并在集体的帮助下，达到提高认识、自我改造的目的。“神仙会”是首先从工商界开始采用的，随后很快便在各民主党派中开展起来。（参见《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第165—167页。）的方法，以解除顾虑，开好会议。1960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并同民建、工商联领导人举行了座谈。刘少奇就工商界关注的几个具体问题，如定息、高薪、年老体弱退职退休、病假工资等问题，阐明了党的政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291页。），解除了他们的思想顾虑。这次会议，可以看作是再次重启以“双谈”为代表的协商对话机制的序幕。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随之转入调整阶段。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又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党和国家政策指导思想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政协工作及“双谈”的主题。这一时期“双谈”讨论最为集中的是“神仙会”及“双百”方针问题，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为右派摘帽问题，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等。代表性的会议如下：（1）讨论“神仙会”及“双百”方针的有关问题。如：从1961年1月12日到2月25日，举行了6次座谈会，座谈了“神仙会”的意义、作用、经验，以及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等问题（《各党派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双周座谈会畅谈“神仙会”“百家争鸣”诸问题》，《光明日报》1961年3月15日。）。当年5月举行的座谈会再次肯定“神仙会”方式是我国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有效方式（《各界社会人士热烈欢迎“神仙会”》，《光明日报》1961年5月16日。）。（2）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如：1962年5月31日举行的座谈会，交流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举行中央会议的情况，谈到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的新形势、民主党派的任务问题；谈到如何进一步活跃民主生活以及认真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问题；还谈到如何协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问题（《各党派负责人举行双周座谈会》，《人民日报》1962年6月1日。）。6月28日举行的座谈会，分析了统一战线形势，进一步阐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说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等（《各党派负责人举行双周座谈会统战部副部长徐冰谈当前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光明日报》1962年6月29日。）。7月12日举行的座谈会，就进一步加强民主党派工作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各党派负责人举行双周座谈会讨论加强民主党派工作问题》，《光明日报》1962年7月14日。）。（3）为右派摘帽问题及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1961年9月21日，座谈对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1963年2月21日，座谈协商右派分子摘帽的名单。（《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第398、401页。）4月25日，座谈“新五反运动”问题。5月9日，继续座谈“新五反运动”。（《黄炎培日记》第16卷，华文出版社，2012年，第79、81页。）1964年1月3日和9日，两次座谈如何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各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双周座谈会研究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光明日报》1964年1月12日。）。1964年3月5日和6日，交流了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和组织“读书会”的情况和经验。（4）经济问题及其他。1961年5月11日，用“神仙会”的方式，对党的文化教育、医药卫生政策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对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工作提出了不少意见、问题和建议（《在各党派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双周座谈会上政协文教组医药组作工作汇报》，《光明日报》1961年5月12日。）。在1962年6月14日召开的座谈会上，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谈到了工商界工作的情况。1963年7月12日，“双谈”会漫谈农村工作决定。（《黄炎培日记》第16卷，第92页。）1964年7月27日、29日，座谈会协商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的提名原则。1965年10月15日、16日，座谈了“备战、备荒、为人民”问题。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在会上就国内外形势和“备战、备荒、为人民”问题作了讲话。1966年7月8日、9日，座谈会讨论了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等。（《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第404页。）可见，随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变化，“双谈”主题也由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政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变为加强统一战线本身建设和讨论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一些问题。

　　这一时期，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江苏、浙江、辽宁、云南、上海、湖北等省及重庆、成都等地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分别举行了多次“双谈”，座谈国际国内形势和统一战线的形势、任务等。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统一战线的正确理论、政策和工作，迫害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使统一战线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政协系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为了保护政协机关免受红卫兵冲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政协全国委员会于1966年8月停止办公。“双周座谈会”也因此停止活动。

　　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双谈”传统的延续

　　1976年11月，政协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委员列席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关于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报告，并进行热烈讨论，由此，人民政协也开始恢复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党和国家面临“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1978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邓小平当选为新一届政协主席。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式上做了题为《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的讲话。在讲话中，他全面分析、阐述了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和由此带来统一战线内部结构的深刻变化，对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对象、范围、方针和任务，以及人民政协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作出科学论断。这篇讲话成为指导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纲领性文献。1982年，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作用被庄严地载入宪法。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颁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4页。）1993年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序言，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所体现的协商民主得到宪法的认可和保障。1995年初，中共中央正式转发《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首次提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政协章程和政协章程修正案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0页。），揭示了新时期人民政协地位和作用的发展变化。

　　这一时期，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就国家大政方针积极建言献策，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1978年5月思想政治战线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政协全国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爱国人士近200人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并认为：检验一种理论、一条路线、一个方针、一项政策是否正确，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不是根本不考虑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以“本本”、批示、讲话甚至被歪曲了的话为依据，照抄照转，“句句照办”（《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第198页。）。通过学习讨论，对于肃清林彪、“四人帮”在统一战线方面的不良影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在政协和中央统战部为各民主党派举行的招待会上讲话指出：“目前，在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知识分子、专家以及其他人士的积极作用上，还存在不少问题，他们在工作中和生活中，还有一些困难，需要经过调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予以解决。希望各民主党派协同党和政府，共同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4—205页。）根据讲话精神，政协各组和各有关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从当年10月下旬开始，分别邀请在京部分党派成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开了24次座谈会，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性问题建言献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工作组资料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336页。）。

　　在此背景下，重启“双谈”也纳入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当年12月，邓小平亲自批准了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关于举行“双周座谈会”问题的报告，使中断13年的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得以恢复（牛旭光：《邓小平与新时期人民政协》，《人民政协报》2004年8月2日。）。只是此后的座谈大多不再以“双周座谈会”命名，而一般根据座谈会内容命名，或被称为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等。

　　新时期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渠道逐渐增多，内容亦趋丰富。以内容而言，既有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统一战线内部关系问题，也有不少政治生活、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等重要问题。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先后举行主席扩大会议、副主席座谈会、有关工作组座谈会，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两案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1982年6月15日至7月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又连续举行7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改草案专题座谈会。（《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第416页。）

　　综观这一时期全国政协召集的座谈会，还主要围绕以下主题进行座谈：（1）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工作，总结交流地方政协工作经验，推动政协工作发展。如，1984年11月17日至27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联合召开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统战、政协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谈了国内外形势问题、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问题，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侨联、台联作用问题等，并呼吁全党都要重视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政协大事记》，人民网-中国政协新闻，http://www.people.com.cn/GB/34948/34963/2633617.html。）1986年2月20日至27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地方政协工作座谈会，交流了新时期地方政协工作的经验，讨论如何进一步开创人民政协工作新局面问题（《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第425页。）。2001年12月3日至6日召开的全国地方政协工作经验座谈会，议题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总结交流地方政协工作的经验，（推动政协工作的发展《政协大事记》，人民网-中国政协新闻，http://www.people.com.cn/GB/34948/34963/2633617.html。）。（2）围绕国家经济发展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如1979年9月14日至21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座谈会，中心议题是关于调整部分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和提高部分职工工资问题、加速农业发展问题以及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作问题。1979年12月25日至27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座谈会，主要讨论中国工业交通生产形势问题。（《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第410—411页。）1998年5月2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就东南亚金融危机情况下的中国经济形势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座谈（吴迎春、陈晓钟：《中央统战部举行党外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1998年5月29日。）。（3）围绕国家科教文卫方面的协商座谈。1988年12月21日至23日，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专题座谈会，讨论教育文化委员会关于高等院校教育投资、教师待遇问题的调查报告（《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第432页。）。（4）围绕社会治安问题。1996年5月17日，全国政协就广大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治安问题举行协商座谈会（《政协大事记》，人民网-中国政协新闻，http://www.people.com.cn/GB/34948/34963/2633617.html。）。

　　从2005年7月到2012年9月，全国政协连续启动了11次专题协商座谈“专题协商”通常是指通过政协组织提供平台，以会议为主要形式，让政协界别或政协委员就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某一重要问题，在深入调研基础上，与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直接进行协商议政的形式。，围绕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向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征求意见。11次专题协商会议几乎涵盖了这一时期国家的所有重大战略，其中既有涉及国家发展总体规划的协商主题，如：“围绕‘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远景目标纲要编制的若干问题”，“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也有涉及地区发展战略的协商主题，如：“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与建设，推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还有关系国家重大经济政策的协商主题，如：“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胀，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既有关于国家文化、科技发展战略的协商主题，如：“以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国家软实力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也有围绕社会管理的协商主题，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等。通过以上协商座谈，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发挥人民政协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继承新中国成立初期“双谈”传统和反思“文化大革命”教训基础上，“协商座谈”的“双谈”传统得以延续。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通过这一方式，充分表达对党和国家政策的意见建议，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及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建设的各方面建言献策、贡献智慧和力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中共十八大后“双周协商座谈会”的创立及对“双谈”传统的继承和创新

　　2012年11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大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光明日报》2012年11月18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对协商民主作出重要部署，明确提出“增加协商密度，提高协商成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6日。）的新要求。为此，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继续探索专题协商的实现形式，在充分征求各民主党派、各专门委员会意见建议、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创立了“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从1966年停止到2013年重启，时隔47年，“双周座谈会”这一在“文革”开始后淡出政治舞台的“参政议政”重要渠道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

　　在2013年9月18日举行的全国政协第六次主席会议上，主席团审议通过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办法(试行)》。“双周协商座谈会”主要采取专题协商座谈会的形式，座谈的内容主要是听取政府各部门工作报告、座谈时事政治、协商有关单位提出的问题和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提出的问题等。通过“双周协商座谈会”，人民政协在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充分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作用，紧紧围绕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和贯彻实施献计出力，发挥了其“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

　　“双周协商座谈会”是对1950年4月至1966年7月举行的百余次“双周座谈会”的继承、创新和发展，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若干次政协重要会议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全国政协创造的各种协商形式的继承和发展。

　　从继承的角度看，“双周协商座谈会”继承了“双谈”“神仙会”的优良传统，与会人员围坐在一张椭圆形会议桌旁，发言不分主次，允许现场插话，允许交锋，没有穿靴戴帽，没有空话套话，直奔主题，讲问题、谈看法、说建议。目的是让大家畅所欲言，把问题谈深谈透，以便能够进行更为深入地讨论，形成更加科学有效的政策建议。

　　从创新的角度来看，“双周协商座谈会”与历史上的“双谈”相比又有所不同，并有所推进，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规模更小、专业性更强。从“双周座谈会”到“双周协商座谈会”，名称增加了“协商”两个字，一是区别于历史上的“双周座谈会”，二是增加了协商民主的意味。“双周协商座谈会”更突出协商议政的性质，目的是要形成有关建议或提案上报中共中央，开会的目的明确，专业性很强。而“双周座谈会”的主要目的是沟通思想，强调学习与沟通。从参会人数来看，参加“双周协商座谈会”的人数也大大减少，“双周座谈会”曾经出现过一场座谈会有200多人参加的情况，而“双周协商座谈会”每次邀请20人左右。从人员构成来看，“双周协商座谈会”参会人员主要是与座谈会主题相关的委员，其中大多数是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有时还邀请中共中央、国务院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到场，以保证打通政协与政府部委、党内与党外的沟通渠道，以推动建言献策成果转化。讨论后，经报请中共中央正式批准，由全国政协办公厅、各民主党派中央、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这种小规模的座谈，每次都聚焦一个问题展开座谈交流，参与者也是有备而来、有的放矢、绝不空谈，座谈质量明显得到了提升。

　　2.主题更加丰富。虽然两者都是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关键性问题进行协商座谈，但随着国家建设发展阶段的变迁，以及政协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座谈的主题也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以“时事政治”为主，组织民主党派学习和思想改造，以及对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过渡时期总路线等问题的探讨，演变为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深化改革、环境保护、科教文卫、社会治理、司法公正等问题的探讨。这些反映国家和社会发展新元素内容的增加，体现了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代领导集体全面深化改革、切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的一系列重大举措。

　　3.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前的“双谈”曾经两度停止活动，“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完全停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双谈”协商传统得以延续，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每年召开的次数也屈指可数。除去政协各个专门委员会内部的专题座谈外，以全国政协名义举办的“专题协商会”自2005年第一次举办至2012年10月，也仅举办了11次。而根据2013年通过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办法（试行）》，“双周协商座谈会”则是一般每两个星期举行一次，安排在星期四下午，每年举行20次左右（《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小支点大舞台》，人民网-中国政协新闻网，http://cppcc.people.com.cn/n/2014/0918/c34948-25689226.html。）。

　　2013年10月重启的“双周协商座谈会”至2014年12月已经召开了24次，基本做到了有序规划，按期举行。而且“双周协商座谈会”的年度计划安排由全国政协主席办公会议讨论后，都需报请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主题都紧扣“党和国家的重大关键性课题、研究涉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一要求，每次座谈结束后，会将各方意见形成一个信息专报，递交相关决策部门。每一份信息专报都会很快得到反馈。从会前主题的选择，到座谈会后的信息专报，再到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以及相关部委的及时反馈，“双周协商座谈会”显示出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发展趋势。“双周协商座谈会”已经成为一个沟通思想、增进共识、协调关系、凝心聚力的重要协商平台。

　　“双谈”作为新中国政治协商的重要渠道，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几经沉浮，既见证了人民政协制度从“代权力机构”到“统一战线组织”再到“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成长历程，也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以及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不断推进过程。在此过程中，“双谈”协商对话机制，成为展现新中国上层政治活动的重要平台，也成为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凝聚共识、共商国是的重要载体和纽带，在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建设的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双周协商座谈会”在继承“双谈”传统基础上，着眼于新的时代、新的实践，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必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