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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历史的发展有这样一种情形,一个小小的斗争火种,有时会引发一场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焰。这一情形高度契合了1925年的中国革命形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积极推动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逐渐加快了中国革命的步伐。1925年5月,上海工人反对外国资本家的罢工,就如同火种被点燃,迅速形成燎原之势,迎来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全国的党员994人。


  大会的重大历史功绩在于:一是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二是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指出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他们“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三是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建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一年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


  大会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而右的倾向是党内主要危险,共产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要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


  大会规定,有三个党员即可成立一个支部。这是为迎接群众斗争高潮的到来,在组织上所做的一个准备。


  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


  党的四大的不足之处是: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足够的认识。


  正是中共四大,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才有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全国反帝运动的掀起,进而拉开了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带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的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5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学生和工人在30日到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援助纱厂工人的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向密集的群众射击,打死学生、工人等13人,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以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民众的事件。


  五卅惨案激起了全上海以至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多年来深埋在中国人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局面。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专门机构。6月1日,成立了由李立三任委员长的上海总工会,同时成立具有联合战线性质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运动的公开指导机关。


  6月11日,上海举行群众大会,到会的有20多万人。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浪潮,以不可遏止的浩大声势迅速席卷全国,史称五卅运动。


  发生在广州和香港的省港大罢工,是这个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6月3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6月19日,香港工人举行罢工。15天内,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25万人,其中十多万人离开香港回到广州。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群众10万余人在广州举行大会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排枪射击,当场被打死52人,重伤170多人。这就是沙基惨案。惨案发生后,广州革命政府立刻宣布同英国经济绝交,封锁出海口,对罢工给予有力支持。香港和沙面工人在广州举行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成立由苏兆征担任委员长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对香港实行封锁。省港大罢工前后坚持了16个月之久。十多万集中在广州的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伟大运动。它冲破了长期笼罩全国的沉闷政治空气,大大促进了群众的觉醒,显示了各革命阶级、各阶层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给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党员从这年年初的不足1000人,到年底已发展到1万人,增加了10倍。随着运动推向全国,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如云南、广西、安徽、福建等。党在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提高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扩大了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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