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与北伐战争胜利推进同时，工农群众运动进入高潮，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迅速扩大和发展。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从表面上看，北洋军阀依然是一个庞然大物：他们控制着受到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拥有巨大的财力物力；他们直接掌握的军队有70万人，而国民政府所辖的国民革命军只有10万人左右。但是北洋军阀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全国人民对他们的统治早已深恶痛绝，而把越来越多的希望寄托在南方的国民政府方面。第二，他们内部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中，主要分为三支势力：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控制着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直隶保定一带，大约有兵力20万人：原属直系的孙传芳，盘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有军队20万人左右，此时已形成一支独立势力；实力最雄厚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兵力有30多万人。这三支势力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难以一致行动，便于北伐军对他们各个击破。

     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长驱直进，迅速消灭北洋军阀中最薄弱的一环——吴佩孚部的主力，争取张作霖、孙传芳两部在短时间内保持中立；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部；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为雄厚的张作霖部。这个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根据这个方针，1926年5月，李宗仁统率的桂军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刚归顺国民革命军而正被吴佩孚部击败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北伐正式开始后，从广东出发的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军主力进入湖南同原在湖南的第八军会合后，于7月11日胜利进入长沙，8月22日占领岳州，随后进入湖北境内。

     北伐战争从一开始就取得战区和后方民众的热烈支持。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3000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北上。北伐军向长沙开进时，中共湖南区委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慰劳、扰乱敌人后方等工作，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加战斗。

     当北伐军直逼武汉时，吴佩孚匆忙将他的主力部队从北方调到沿铁路线的汀泗桥、贺胜桥凭险要地势设防固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经过浴血苦战，在8月下旬连克汀泗桥和贺胜桥，击溃吴佩孚部主力。叶挺独立团在这场恶战中英勇搏杀，建立了重大功勋。接着，第八军主力渡过长江，在9月6日、7日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第四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叶挺独立团首先攀登城头，其他各部相继入城，全歼吴佩早部主力。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因此赢得“铁军”的称号。

     当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重大胜利后，原来抱中立态度的孙传芳部改变态度，在8月底派重兵从江西向两湖侧翼进攻，企图切断北伐军的后路。9月间，原来担负监视孙部任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进入江西作战，一度占领南昌。孙传芳调集主反扑，重新夺回南昌。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一军第一师遭受惨重损失。于是，第四、第七军先后转入江西，汇合其他各军，于11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终于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在12月不战而下福州。随即，北伐军制定夺取浙江、上海，会师南京的计划，并首先开辟浙江战场，于1927年2月进占杭州，平定浙江全省；3月，北伐军相继占领安庆、南京等地，并开进上海。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完全为北伐军占领。

     在北伐军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原来从南口退守绥远一带的冯玉祥部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刚从苏联回国并加入国民党的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共产党员刘伯坚任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到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

     然而，在北伐过程中发生的一个严重问题是，蒋介石利用手中掌握着军事指挥权，大量收编北洋军阀部队，扩充自己所控制的军事力量。本来，在北伐出师以前，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曾请周恩来转问中共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周恩来后来回忆，他到上海请示中央，向总书记陈独秀报告以后，陈独秀让张国焘主持开会商量，但开会时并没有真正讨论，只由张国焘说了两句话，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1926年9月，中央致函湖北省委，强调“此后我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11月，又要求在国民军联军中担任党代表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在北伐过程中，忽视对军队的争取，片面着重于民众运动，这是党的领导机关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

     北伐战争是在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北伐进军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在军队政治工作和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加伦等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支援也起了重要作用。北伐战争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国共两党合作结出的硕果。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北伐军所到之处，军阀统治被推翻，工农群众运动立刻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这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表现得最为显著。

     在这些省份，首先高涨起来的是农民运动。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同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决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的农民运动为重点。在湖南，从北伐军1926年夏进入那里到第二年1月，农民协会会员从40万人激增到200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1000万人，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农民有了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发动了一场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在那些打倒了地主政权的地方，农民协会便成为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湖北全省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926年11月间发展到20万人。江西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0月间也有5万多人。在这两个省，也开始出现农村大革命的形势。毛泽东在当时就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在城市，工人运动也高涨起来。湖南、湖北两省总工会在1926年九、十月间相继成立。到1927年1月，两省的工会会员发展到70万人。江西省总工会也正式成立。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都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了武装的工人纠察队。长沙、武汉、九江等城市的工人相继举行大规模的罢工，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劳动条件、反对封建性工头和包身工制等要求。这些斗争大多取得了胜利。但这些城市特别是武汉的工人运动，也出现一些“左”的倾向，有些工人、店员的工资增加过快，工时减少过多，使部分中小工商业者无利可图，对有些中小工商业者还进行了过火的斗争。

     在湘鄂赣等省掀起革命风暴的同时，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在继续发展。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奉(奉系军阀张作霖)倒段(控制北京政府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斗争。

     1927年1月，由于英国水兵在汉口和九江登陆打死打伤中国人，武汉工人和其他市民在共产党员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下，冲入并占领了汉口英租界。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也接管了九江英租界。2月19日和2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同英国方面签署协定，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高涨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从1926年10月开始，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进行武装起义。第一、第二次起义由于条件不成熟和准备不充分而遭到失败。接着，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合组成起义最高指挥机关一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任委员，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在他们的直接领导下，上海工人于1927年3月21日成功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3月22日，上海工商学各界举行市民代表会议，选举19人组成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即上海市民政府)，其中有罗亦农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10人。上海临时市政府虽然只存在24天，但它是在党的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供稿单位：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