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皖南事变烈士纪念碑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制造反共摩擦活动。皖南事变是抗战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对华中的新四军军部所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

　　1940年夏秋，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失败后，便把反共中心转向华中。他们一方面在华中不断制造军事摩擦，打算用武力消灭新四军；另一方面又企图通过谈判来限制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压迫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

　　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三者缺一不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实行自卫反击，完全是为了保存抗日阵地，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在击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为维护团结抗日的局面，力争国共长期合作，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于1940年6月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何应钦、白崇禧举行谈判。谈判的内容是：要求国民党进一步解决中共的合法地位问题；承认陕甘宁边区问题；八路军、新四军的扩编问题；作战区域的划分问题。其中，谈判的中心是作战地区的划分问题。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递交了《中共关于解决目前危机，加强团结抗战的提案》（又称六月提案）。

　　7月2日，何应钦代表国民党对中共六月提案提出复案。遭中共代表拒绝后，又将此案略加修改，于7月21日用“国民政府提示案”名义以最后决定方式交中共代表。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以“陕北行政公署”，归陕西省政府领导，范围为18个县；八路军准扩三个军六个师五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两个师；要求把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两省。这个提示案再次为中共代表所拒绝。

　　9月初，周恩来向国民党递交“八月复案”，同时提出“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但蒋介石仍坚持要八路军、新四军开至黄河以北，否则，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同时，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企图压迫共产党就范。国共两党谈判陷入僵局。

　　这时，日本着意利用欧洲战局的有利时机，对太平洋地区英、美、法、荷等国的殖民地实行军事进攻，以掠夺这些地区的丰富资源。为分散英、美力量，德、意也愿意日本这样做。它们急谋结束中日战争，以使日本从中国战场上抽出身来，因而再次开展诱劝蒋介石投降的阴谋活动。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调停中日战争”，劝蒋介石对日本妥协。日本也企图以某些“让步”来分化中国内部，达到“以华制华”、破坏中国抗日运动的目的。英、美等国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中国继续抗战，因而对国民党尽力拉拢。英国决定10月18日重新开放滇缅公路。美国国会决定为中国政府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苏联为了免遭德、日两面夹击，决定继续给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援助，以便中国能长期拖住日本。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自以为局势对自己有利，因而加紧制造新的反共摩擦。在苏北，韩德勤企图乘陈毅、粟裕率领的部队立足未稳，将新四军歼灭于黄桥附近。9月中旬，韩德勤要新四军“首先退出姜堰”。陈毅为了顾全团结抗日的大局，率部撤出。但韩德勤立即调动主力向黄桥进逼，同时命令李明扬、陈泰运等部和其他保安旅参加围攻，总兵力达25个团3万余人。面对重兵来犯的局势，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努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成功地争取了李明扬、陈泰运等部保持中立；同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集中优势兵力，取得黄桥保卫战的胜利，使苏北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

　　韩德勤在苏北反共受挫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压迫新四军北移的步伐。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即“皓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种种攻击和诬蔑。国民党当局进而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又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等部准备向新四军进攻。“皓电”进一步表明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把共产党领导的绝大部分军队驱逐到黄河以北，同日军配合夹击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险恶用心，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点。

　　中共中央对形势发展的前途以及影响它的各种力量作出冷静的分析，提出打退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正确方针。1940年9月初，中共中央从重庆周恩来、叶剑英的报告中，获悉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9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叶挺、项英、刘少奇准备自卫行动，并嘱皖南尤须防备。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即“佳电”）何应钦、白崇禧，据实驳斥“皓电”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

　　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往长江以北，6日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队七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部队英勇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和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一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1月28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全军整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全军共9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抗战。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武装袭击新四军的暴行。他严正宣告：“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绝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

　　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在重庆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坚决斗争，从政治上、宣传上进行了猛烈反击。1月17日，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并打电话怒斥何应钦。当重庆《新华日报》关于揭露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国民党当局扣压后，周恩来立即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登在被扣稿件的位置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进行了有力的声讨。周恩来还领导南方局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散发传单等方式，向各界人士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面目。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陈友仁、彭泽民等，先后致电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等，谴责国民党制造皖南事件的行径，要求“慎守总理遗训”“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发表《时局宣言》，提出“：集中全国意见，共商国是”。作为中间派政治代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也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在重庆正式成立。

　　国际上也普遍谴责蒋介石的反共行径，苏联《真理报》撰文指出：皖南事变“此举将酿成中国内战而削弱中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评论称“：当日本正准备向‘南海’推进时，中国为本身及其友邦之利益计，急应牵制多数在华之日军,是故此刻竞发生此种内讧，实为极大不幸。”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来华访问,对蒋介石说:“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助中国。中间之经济财政等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在国内外舆论谴责的压力下，蒋介石深知自己陷入了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境地，先是命国民党代表张冲与周恩来谈判解决皖南事变。接着又加紧筹备将于3月1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蒋介石既要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又不肯答应中共提出的十二条，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态度，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中共的政策。经过一系列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被击退。此后，国共关系又逐渐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