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厦门和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即著名的南方谈话。这次南方之行被载入史册，并带动了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

　　1990年和1991年，党中央在积极应对国际复杂局面、维护国内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同时，也在思考和研究加快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
　　这时，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依然是复杂的。随着东欧国家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陷入低潮。冷战结束，世界开始走向多极化。世界的这种大变动、大改组，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既是重大机遇，又是严峻挑战。一方面，在多极化进程中，我国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后，回旋余地增大。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继续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为我国加入全球性竞争与合作格局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在治理整顿期间，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缓。同时，世界社会主义发生的曲折对我国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有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缺乏信心，也有人对改革开放产生怀疑，提出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这样，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成为影响90年代中国发展进步的重大问题。
　　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重要谈话。
　　邓小平十分关注推进改革开放问题。他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针对对改革开放的责难，邓小平强调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强调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邓小平讲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实质就是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一个重大问题。传统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在谈话中，邓小平精辟地阐述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思想，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人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更为重要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在这一系列的阐述中，被鲜明地提了出来。
　　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是邓小平在谈话中反复强调的重大问题之一。邓小平深刻阐述了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他还强调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国内外发展经验，指出：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邓小平还强调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邓小平认为，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关键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他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在谈话中，邓小平还阐述了其他一些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他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面对世界社会主义出现的低潮，邓小平满怀信心地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他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科学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探索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