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正常化是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外交事件，是中国对外关系格局从“一条线”向全方位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一环。作为当时中国外交工作的最高决策者，邓小平主导着整个事件的进程。在处理中苏关系时，他全面审视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和中美苏三角关系的现实，始终以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重，坚持解决实际问题，审时度势，把握节奏，一步一步地推动中苏关系走向正常化。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这场历史性会面，是30年来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第一次会晤。也是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说出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富有远见卓识的八个字。
　　邓小平握住戈尔巴乔夫的手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戈尔巴乔夫笑容满面地点头同意。随即，邓小平又指着正在忙碌的记者说：“趁他们还没有离开，我们也宣布两党的关系实现正常化。”两位领导人再次握手。这是一次被推迟了的中苏高级会晤。邓小平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进行了许多年的努力。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调整了对内对外政策。两个月前，邓小平出访日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随后，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国家领导人访问美国。中日、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对世界产生的冲击波是强烈的。苏联是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现实。随着中国国门的敞开和对外关系的不断发展，苏联也不得不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
　　1982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一次讲话中，放出一个试探气球：他一面依旧攻击中国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谈到苏联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一信息，立即引起邓小平的注意。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后，为了创造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在处理中国对外关系上，心存四大愿望：一是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二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三是解决香港回归问题，四是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在这四大心愿中，就其复杂性而言，恐怕要首推中苏关系了。
　　中国和苏联原是具有传统友谊和同盟关系的国家。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曾给予新中国很多经济和科技方面的援助，在156项大中型工业项目中，凝结着两国人民的真诚友谊。然而，就是在社会主义阵营最具规模和实力的时候，苏共领导的老子党作风也愈演愈烈，导致了潜在的裂痕。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邓小平曾多次受命赴莫斯科处理中苏关系问题。他是中苏两国由同盟关系走向对抗关系的亲身经历者，是中共高层领导中处理这方面事宜的专家。他深深了解，这段历史在自己国家的人民心中至今仍留有浓重的阴影。然而，中苏间最根本的障碍还不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笔账。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新当政的勃列日涅夫不仅丝毫未改善中苏关系，反而加强了对中国的威胁。从60年代中期起，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大量驻军，并在中苏边境地区驻扎重兵，总数达100万人，在北面构成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1978年12月，苏联支持越南先后出动20余万兵力武装入侵柬埔寨。事隔一年，1979年12月，苏联又出兵10万对阿富汗实行全面军事占领，这就从北面、南面、西面对中国形成军事包围之势，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构成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重大障碍。毛泽东在世时，为了摆脱同时与美、苏为敌的不利局面，决定采取“一条线”战略，即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结为“一条线”，侧重反对苏联的威胁和霸权主义。20世纪70年代这一战略的实行，对当时国际关系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2年4月，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他此行的目的，除了来了解一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外，也想就勃列日涅夫的演讲，看一看中国政府的态度。邓小平告诉齐奥塞斯库，中苏关系没有多大变化，他说：“我们重视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就包括阿富汗、柬埔寨问题，包括在我们的边界屯兵在内。”说到这里，邓小平显得有些激动，他加重语气对齐奥塞斯库说：“屯兵100万啊！不谈这些具体行动，有什么基础？但是我们不排除在他有某种表示的时候恢复谈判。”
　　从1982年到1985年，国际局势和中国、苏联的国内形势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成席卷全国之势。邓小平通过长期观察，认为世界上和平因素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完全可以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基于这种判断，党中央制定了抓紧时机、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发展经济需要创造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从这点出发，改善中苏关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是显而易见的。自1982年10月以来，中苏两国虽然在经济、科技、贸易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和人员往来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由于三大障碍没有清除，两国关系还没有正常化。
　　这期间，苏联由于援越侵柬和入侵阿富汗的拖累，国力逐步削弱，美苏争霸态势由苏攻美守变为美攻苏守。改善中苏关系对苏共领导来说，已是势在必行的了。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大城市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演说。他在谈到苏联对亚太地区政策时说，苏联愿意与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改善关系。对于中国，他说，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苏联愿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中苏边界的正式走向；苏联正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他还许诺在1989年底以前从阿富汗撤回6个团等等。很显然，戈尔巴乔夫在考虑中方的谈判条件上向前迈了一步。
　　1988年4月14日，苏方在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上签字，承诺从5月15日起从阿富汗撤军，9个月内全部撤完。
　　9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斯诺尔斯克的演讲中宣称，苏联准备促进柬埔寨问题尽快解决，并表示愿意立即开始筹备中苏高级会晤。
　　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大第43届会议上宣布，苏联单方面裁军50万，并在两年内撤回驻扎在蒙古的大部分军队。
　　1989年1月6日，越南撤军问题终于有了眉目，越南外交部新闻司代理司长胡彩兰在河内宣布，越南政府和金边政权已决定，如果柬埔寨问题达成政治解决的话，越南将在9月前从柬埔寨撤出其全部军队。这条消息对中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柬埔寨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是主要障碍，越南在柬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和对峙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了解决的方案，改善中苏关系便有了保证。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终于见面了。会谈是友好、坦诚的，邓小平开门见山地点出了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问题，他以务实、直率的谈话风格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10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他谈到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认为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邓小平以中苏最敏感问题为开场白，引发了一段对马克思主义及各国建设模式的议论，十分巧妙而冷静地批评了过去论战中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为会谈定下了实事求是的基调。
　　接着，邓小平郑重地阐述了两个问题，一是历史上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他毫不客气地历数沙俄时代及斯大林时期侵害中国权益的历史事实。尖锐指出：从鸦片战争起，列强侵略中国得利最大的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1929年占去了中国的黑瞎子岛，1945年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的秘密协定也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邓小平谈的第二个问题，是近30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他说：“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最突出的就是朝鲜战争，后来还有越南战争……60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100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1963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邓小平说到这些话时，戈尔巴乔夫很敏感，也有点紧张，他不清楚中国领导人又翻出历史旧账来做什么。他赶紧表白说：“对于不太遥远的往事，我们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至于两国间比较遥远的事情，是历史形成的。重提领土的变迁，边界的改划，就会使世界不稳定，就有可能引起冲突……”邓小平摆摆手，对他说：“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了一个成果。”“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特别强调：“现在两国交往多起来了，关系正常化以后，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很大发展。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戈尔巴乔夫马上赞成：“对，少声张，多做事。”
　　这次中苏首脑高级会晤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它结束了中苏关系多年来的不正常状态，实现了正常化，为中苏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这不仅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